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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的历史意义
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的历史意义
2021-09-06
k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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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月之,著名上海史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中共发起组运作期间,渔阳里发生过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即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           

在介绍陈独秀与毛泽东的晤谈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毛泽东与上海这个城市的关联,以及毛泽东此前与陈独秀的来往。

毛泽东与上海的关联

上海在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革命斗争史上,作用巨大,地位特殊。

进步书籍与报刊,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与上海联系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但是,毛泽东此前早已与上海城市发生关联,受到上海城市重要的影响。

1907-1908年,毛泽东已经阅读到上海学者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思想很受刺激,非常喜欢。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道:“我常常夜里很晚,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盖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1。这时,毛泽东还只是十四、十五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阅读宣传变法图强、振兴中华的书籍,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这部书是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的2,读了很多遍。

《盛世危言》是洋务运动时期思想家郑观应的名著。郑观应(1842—192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来上海学生意,入新德洋行服务,并入英华书馆夜班学习英文。1859年入英商宝顺洋行工作,1872年入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总理兼管账房。1868年后与人合办和生祥茶栈,后任扬州宝记盐务总理。1880年后转入官办企业,参与经营管理,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会办、总办,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等职。1922年病逝于上海虹口,次年移葬澳门。郑观应自17岁以后,除了短暂时间因事到他处以后,一直在上海生活,《盛世危言》也是他在上海写成的。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勤于思考、善于学习的结晶。郑观应生活的时代,广东香山很多人到上海做买办,徐润、唐廷枢等都是从那里到上海来的。他们普遍重视外语学习,重视了解外国信息。郑观应是他们当中特别杰出的一位。郑观应所就读的英华书馆,系英国寓沪学者傅兰雅所办,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业余英语学校,1865年开办,设在石路(今福建中路),每月学费为5两银子。从郑观应在洋行工作业绩来看,有理由认为,他的英语程度已相当不错,足以应付洋行业务的需要,听、说、读都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以推断,他花在自学英语方面的时间与精力也不会少。当时的上海,是西书荟萃之地,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等,都是著名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这些机构所出版的西书还在流通,新的西学知识大量涌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以及在买办生涯中可能接触到的西书,都是郑观应留心阅读的内容。因此,郑观应视野开阔,知识丰富。

郑观应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不断在走下坡路,外有内患,交替袭来,国势羸弱,民不聊生。许多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提出各种变法图强方案。郑观应不断地将自己思虑所得,形诸文字,或呈送给相关官员,或发表于报刊,或印成书籍,希望能对国计民生有所裨益。1880年,他将这些文字,辑为《易言》一书刊行,到1893年又将其扩展为《盛世危言》,1894年由上海宏道堂刊行木刻本。书中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要奋起直追,求强求富。政治上要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在经济上要组建工商业团体,发展现代工业;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要变革;司法上也要进行革新。

《盛世危言》所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们普遍感受到的迫切问题,刊行后影响很大。郑观应又根据局势变迁,几次改编重版,于是,经其手订的有《盛世危言》五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坊间书贾为适应读者需要,曾一再翻刻,各种版本有二十多种。

毛泽东在阅读《盛世危言》的同时,还读了另外一本与《盛世危言》类似的书籍,即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冯桂芬(1809-1874)江苏吴县人(今苏州)。道光朝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西学,思想敏锐。1860年至1861年,他流寓上海,住在县城里,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系统提出社会改革思想。全书40篇,内容包括变官制,汰冗员,公黜陟;复乡职,复陈诗,鼓励民间用通俗诗歌反映民情;制洋器、采西学,学习西方一切有用的东西。此书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赞赏,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影响很大。

毛泽东阅读《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的时间,1907-1908年,已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正在实行新政,在发展工商、改革教育等方面,已有不小起色,立宪运动正在积极推动。这个时候,《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所主张的那些变法图强主张,已经不那么时新了。那么,毛泽东读了这些书籍,为什么还会很受刺激、“非常喜欢”呢?这与区域发展差异性与信息流动不同步性有关。毛泽东所生活的韶山,那时还没通火车,更没有汽车,人员流动、商品流通、信息传播都很缓慢,社会相当闭塞,经济发展程度较长沙落后一大截,较上海等地落后更多。人们能够接触到时新读物极为稀少。毛泽东此前所接触的读物,除了《三字经》《幼学琼林》与四书,就是《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之类,总之,都是中国传统读物。可以说,毛泽东那时所生活区域的经济发达程度、所读书籍的时新程度,与上海等地相比,至少相差十年。正因如此,在上海等地已经不那么时新的读物,在韶山一带,还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他要把窗户掩盖起来,不让他父亲发现,如饥似渴地阅读。

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都是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上海,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中国新型文化人集聚之地,新思想、新文化传播中心。郑、冯之外,洋务运动时期其他领导思想潮流的人物,王韬、薛福成、马相伯、马建忠等,也都生活在上海。

毛泽东那时所读到的鼓吹变法图强的书,是《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而不是其他同类书籍,如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还有一个原因,即《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是光绪皇帝钦命印刷要百官阅读的变法参考书。还在1889年,光绪皇帝的师傅孙家鼐便推荐过《校邠庐抗议》,认为书中所讲“驭夷”等条,最切时宜,为当今第一要务。光绪皇帝从中选出六篇,装订一册,题签让翁同龢看。1898年,维新变法高潮期间,孙家鼐又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一并进呈光绪皇帝,称赞“其书皆主变法”,希望皇帝“留心阅看,采择施行”。3光绪皇帝下令将《校邠庐抗议》刷引二千册,要个大臣签注,将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不可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这样,《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便较其他主张变法的书籍流传更为广泛,以至于湘乡、韶山那些比较闭塞的地方,也能读到。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另一部书,也与上海有关。

毛泽东在17岁的时候,有时到离家几华里的李家屋场上,向一个叫李漱清的先生讨教读书。李漱清是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一次,李漱清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本子。毛泽东读了以后,很受刺激。他日后回忆:“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本小册子是什么书呢?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将其定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萧三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一书中,称此书为《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后来介绍毛泽东青少年读书生活的文章、书籍,多沿此说。查清末所出此类书籍,并没有名为《列强瓜分之危险》或《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那么,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呢?

其实,这就是陈天华的名著《警世钟》。1984年,已有学者指出这点。4最内在的证据,就是上述毛泽东对这本书开头的记诵与内容的描述。毛泽东与斯诺时,充当翻译的是吴亮平。吴根据记录整理出来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呈现的与斯诺《西行漫记》说法完全一致,即“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对于此书开头一句话,吴亮平用文言表述为“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当时讲话,无疑是用白话文表述的,吴亮平以为此书是文言,所以,转为文言。殊不知,《警世钟》是道地的白话文。《西行漫记》英文版的表述是:Alas, China will be subjugated。Alas与《警世钟》正文开头“嗳呀!嗳呀!”的意思、语调,若合符节。

《警世钟》正文开头这么写道:

嗳呀!嗳呀!来了!来了!什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男男女生们,父子兄弟们,夫妻儿女们,都要受那洋人的斩杀奸淫;我们同胞的生路,将从此停止;我们同胞的后代,将永远断绝。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河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贵种,沦落为最下的奴才。唉!好不伤心呀。

陈天华以血泪般的文字,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奴役中国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呼吁各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们警醒,团结御侮,奋起杀敌。他坚信帝国主义完全可以被打败,指出“洋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悬寡不敌众”。陈天华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这本书写于1903年,初刊于日本东京。传到国内以后,上海革命党人将其翻印一万部,免费分送各地。很短时间内,已翻刻数十版。到1904年,各地翻印册数已以百万计,可见影响之广。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1903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同年4月写血书抗议俄国侵占东三省,积极参加拒俄义勇队,回国策动武装起义。作《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1904年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参与策划在湖南武装起义,事泄复逃亡日本,1905年,参加组建中国同盟会。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愤而投海自杀。陈天华是湖南人十分崇敬的爱国英雄,他的以身殉国,更激起了国内爱国热情的高涨,《猛回头》《警世钟》等书也因此传播得更为广泛。

毛泽东对陈天华非常崇敬,认为陈天华是湖南人的骄傲。他曾在《湘江评论》第4号刊文,高度评价陈天华以蹈海警醒国人的事迹,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毛泽东青年时代所读的一些翻译书籍,也与上海有关。

1910年,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毛泽东读到一本关于世界名人的书。他对斯诺说:“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大彼得、卫灵吞、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5

毛泽东的同学萧子暲(后来成为著名诗人萧三)回忆此事,说毛泽东是从他手里借阅这本书的(萧将书名记为《世界英雄豪杰传》),阅读以后,深深地被书中描写的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与林肯等人的事迹所感染,在书上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还书时表示:“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抚着。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6

查1911年以前中国所出书籍,甚至直到1919年以前,似没有一本题为《世界英雄豪杰传》或《世界英雄传》《世界英杰传》的书7。那么,毛泽东所读是本什么书呢?笔者考订,很可能是《世界名人传略》。

《世界名人传略》( Chambers '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封面标“上海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印”,版权页标“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月出版;原著者英国张伯尔,译述者英国窦乐安、同安黄鼎、上海张在新、蓬莱郭凤翰,校订者上虞许家惺;发行者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寄售者广学会、美华书馆、华美书局、群学会;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世界名人传略》系由李提摩太提议,选译英国张伯尔《世界名人字典》而成。共选一千余人,以人名字母为序,按二十六字母分卷,惟U一卷,无选者,故阙。每传译名下,附列西文原名,及其生卒年代。书末附列世界名人时代表,将所收名人,按中西年历,以次编列。这是清末出版最全面、最详细的世界名人辞典。此书最早英国张伯尔出版公司,今通译钱伯斯兄弟( W.&.R.Chambers)出版公司,在1897年首次出版。此书名为《世界名人传略》,但所收录者主要是欧美世界人物,所收中国名人,仅孔子、玄奘、忽必烈与李鸿章等寥寥数人。毛泽东与斯诺提到的各位世界名人,在此书中均有传记。

书前有许家惺所作序言,交待此书翻译缘起。许家惺(1873-1925),字警叔,别号默斋、东雷,浙江上虞人,举人出身。曾任《时务报》《中外日报》《沪报》《时事报》《大同报》《华英合文报》等撰述。先后发表有《中国救亡策》等多篇时评、政论文章。译有《植物学教科书》《矿物学教科书》《生理学教科书》《动物学教科书》等。

需要说明的是,山西大学译书院并非设在山西大学所在地太原,而是设在上海。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的李提摩太,在上海设立山西大学译书院,地址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120号,聘请英国传教士窦乐安主持,由夏曾佑、许家惺、朱葆琛等人担任翻译,每年经费一万两白银,从西学专斋费用中拨出。1908年因经费困难而停办。译书院先后翻译和出版二十多种教学用书和西方名著,包括《迈尔通史》《最新天文图志》《最新地文图志》《欧洲商业史》等,在清末有很大影响。

1912年,毛泽东19岁,一度从学校退学,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约半年时间,广泛涉猎了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特别研读了翻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并第一次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毛泽东眼界大开,思想深受影响。他后来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毛泽东述及的这些书,几乎都是上海出版的。其中,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均为严复所译,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8。卢梭《民约论》,全称《路索民约论》,杨廷栋译,上海文明书局1902年出版。清末民初上海史西学传播中心,所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多由上海出版。

这些翻译书籍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相当深刻的。李锐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生活》中,对此有具体分析。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他读《群学肄言》之后的感受,说是读了此书《缮性》篇后,“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第一本逻辑学专书。作者穆勒在逻辑学史上有崇高地位,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便是从阅读《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与写作的逻辑性。1959年,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一套“逻辑丛书”,严译名著有两种收入丛书之中,便包括这部《穆勒名学》,还有一部是耶方斯的《名学浅说》。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还述及一份著名的报纸《民立报》,也是上海出版的9。毛泽东用三个第一,表述他读到这份报纸的感受与影响,第一次看到报纸,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第一次发表政治意见。他说:1911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死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下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很厉害地影响着了,觉得《民立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到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的发表”10。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政治观念、世界观念、知识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关节点,几乎都与上海知识产品的影响有关:读了《盛世危言》与《校邠庐抗议》,知道了改良派变法图强的思想;读了《警世钟》,知道了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危险;读了严复等人翻译的西书,知道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读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他用一句话,那时毛泽东尽管还没有到过上海,但上海作为中国最大城市,作为中国报刊书籍出版中心,作为中国文化重镇,其辐射力已经波及毛泽东所生活的区域,毛泽东已经与上海发生了重要的关联。

毛泽东用这类文句来表述自己的感受:“非常喜欢”、“极有价值”,“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上海,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上海的报刊与书籍,一直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1917年,他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时,就经老师杨昌济推荐,阅读到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深其影响。毛泽东曾对友人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其实,他不光阅读上海报刊,还向上海刊物投稿。1917年4月1日,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文章。

《体育之研究》,是近代难得的一篇用近代科学眼光深刻论述体育意义的宏文。文中极其正确且富含学理地阐述了体育之真义:“体育者,人类自其养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并认为在德智体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

体育之为事,对于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来说,均品类繁多而历史悠久。中国古人强调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前四艺都或多或少地与体育有关,特别是射、御,射箭与驾车,就是体育活动。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民气刚劲,武风盛行。汉代以后,独尊儒术,汉民族地区社会趋于崇文鄙武,特别是唐宋代以后,武事废堕,民气柔靡。尽管民间习武之风不绝如缕,士大夫中亦有人以习武强身。北方蒙满等游牧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或骑马击剑,或翻山越岭,皆可视为体育之事。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没有体育的地位。

体育之为学,作为三育之一或四育之一,在西方,是古已有之,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已经很明确了,在中国,则是近代以后的事。近代中国是在一次又一次战败以后,众多志士仁人在分析寻找原因,由坚船利炮而声光化电而立宪制度而思想文化,也有人看到体质的差异,开始有了体育自觉。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均有论述。体育的重要性在清末已经被人们所认识。清政府在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确立了体育在新式学校中的地位,规定体操科目为各级各类学校所必修,还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旨、体操科目的内容和要求作了规定。

但是,近代中国在倡导体育的过程中,有一突出现象,即将体育强身与救亡图存紧密联系起来。严复、梁启超、蔡锷、蔡元培、钮永建等,都有这方面论述。这类关于体育与救亡之间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体育救亡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体育活动、体育赛事都被赋予爱国的意义,经久不衰。这种思想,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也有其一定的道理。首先,由体育而强身而强国,三者之间确有内在关联。其次,被侵略的国家,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力弱小的国家,需要通过一切可以激励民气的方式、途径来鼓舞国民的士气。在这个意义上,弱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渴望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渴望奥运会金牌和一切国际赛事的奖牌。但是,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体育的救亡意义,看上去是赋予体育在政治上很高的价值,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体育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真义。因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一旦从自己的经验中感受不到体育与救亡的直接关联,就会失去对体育的兴趣。

毛泽东这篇文章的过人之处,是他直接从人的成长、人的健康、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而不是从体育功用出发。他认为体育自觉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是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文中论述体育在德智体三育中的根本地位,体育锻炼给人生带来的益处,批评中国传统教育中轻视体育的弊端,介绍参加锻炼的原则与方法,分析普通人不重视体育锻炼的种种原因,在在合乎科学,深中肯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发表此文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之中,此前两年日本提出过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前一年袁世凯上演过复辟帝制的丑剧,可以说,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作者虽然在文中提到“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但是,通观全文,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将笔墨落在体育救亡上面,而是落在体育与人的全面发展上面,这是毛泽东见解特别深刻之处。11

《体育之研究》撰稿过程、投稿过程、发表过程以及稿费数额,均无具体史料披露。但是,可以料想的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一定非常喜悦,也一定会对《新青年》杂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也是毛泽东通过杂志这一媒介,与上海、陈独秀发生关联的重要事件。

以上都是毛泽东或通过上海出版的书刊,与上海发生的间接关联。毛泽东第一次来上海,是1919年3月14日,他从北京乘火车,经过南京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这次赴法勤工俭学共89人,其中湖南籍学生最多,有欧阳钦、林蔚等43人。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40人的代表团赴京,从事驱张运动,途经上海。恰逢挚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三十余人在沪候船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他与蔡和森亲切晤谈话别。这次,他借宿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寰球中国学生会会所内。以后,毛泽东来上海日益频繁(见表格),其中,对他思想演变影响最大的,要算1920年他在上海拜访陈独秀并与陈独秀深谈的那次。

陈独秀与毛泽东晤谈

1920年夏天,时在上海的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两人谈了很多,讨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讨论了湖南改造等问题。这对毛泽东的思想演变影响很大。他十六年后回忆: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那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2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此前已经相识,并有思想交流。

1918年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陈独秀时任北大文科学长。一次,毛泽东在文学院门口见到陈独秀,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毛泽东谈及自己曾多次拜读他的文章,并抱着尝试的态度,给《新青年》投稿,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以及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发展情况。这引起了陈独秀对他的注意,特别嘱咐毛泽东有时间就去找他。这次短暂的谈话,令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3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为了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曾上街散发传单,结果被军警逮捕。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高度赞扬陈独秀的行为。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文章宣称“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文末,毛泽东心潮澎湃地喊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陈独秀被捕以后,声援的人很多,但是喊“万岁”的似乎仅此一例。

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家庭出身、学术素养等,也有一些相似方面。其中相似之处,即都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人物,天资聪颖、富有主见、意志坚定,具有超群的领导能力。这类人通常不易被别人意见所打动折服,但一旦被别人的意见所打动折服,则全力以赴,一往无前,强毅果敢,不屈不挠。毛泽东用“关键性的那个时期”“深刻的印象”“没有动摇过”等极端词汇,描述自己与陈独秀晤谈以后的感受与印象,说明他确实被陈独秀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深打动,心悦诚服。人类社会中,师生兼同志的关系,话最容易越说越深入,越说越投缘。渔阳里的陈、毛会晤,陈独秀究竟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史料阙如,无法确知。但回溯两人以往的相互了解与交往,他们当会谈到《新青年》,谈到《新青年》对《湘江评论》的影响,谈到《体育之研究》那篇文章,谈到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当然也会谈到那篇喊“万岁”的文章。他们一定会谈到陈独秀那篇赞扬湖南人精神的文章。1920年初,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底精神》,对毛泽东等人开展的驱除湖南督军张敬尧的运动,深表支持。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安徽人在湖南地方造的罪孽太多了,我也是安徽人之一,所以对着湖南人非常地惭愧。”他如此说,因为张敬尧是安徽霍邱人。陈独秀提到湖南人的奋斗精神,举了一批英杰,包括艰苦奋斗的学者王船山,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曾国藩、罗泽南,历尽艰难、坚忍不拔的军人黄克强和蔡松坡。陈独秀说,他们奋斗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这“可爱可敬的青年”中,就包括毛泽东在内。依陈独秀那种胸无城府、激情澎湃的特性,他一定会由衷欣赏这位比他小14岁的后生,其喜悦之情也一定会溢于言表。

其结果,便是我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成了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入党的共产党员,党龄从1920年算起。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陈独秀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汪原放回忆:

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恽代英同志于一九一九年冬在武昌创办利群书社;毛泽东同志则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陈独秀为这两家书社都向亚东作了三百元营业额往来的担保。毛泽东同志曾经拿了陈独秀的保单,亲自到亚东来联系。现在推算起来,时间当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间。亚东和利群书社、文化书社的业务往来,在亚东《万年清》帐册上均有原始记录,往来帐目都未结清。解放后汪孟邹还说过,这已经成了历史文物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帐册都已经散失了。14

毛泽东回到湖南,成了中国共产党长沙组织的发起人与组织者。1921年中共一大举行,毛泽东成为12名正式代表中的一名,成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毛泽东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成员兼中央局秘书,协助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局日常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1923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有如此高的地位,个人能力、奋斗业绩自然是根本原因,但不能说与陈独秀对他的欣赏器重没有关系。诚如金冲及先生在《毛泽东传(1893-1949)》中所说:“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15

大而政党,小而个人,其发展既有路径依赖,也有基础铺垫。毛泽东日后成为全党最高领袖,其最初的基础铺垫便是中共三大,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为此,毛泽东对于当年与陈独秀的交往,对于在渔阳里与陈独秀的晤谈,印象特别深刻。也正因为此,他对于自1920年至1924年在上海的生活,印象特别深刻。十多年后,他与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住在上海的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气息的日子”。

陈独秀于1927年7月离开中共中央领导位置,1929年因就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31年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重庆(原属四川)江津,1942年逝世。对于陈独秀的错误,毛泽东予以毫不留情的批判,但事过之后,毛泽东还是比较全面地、辨证地评价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他多次谈到陈独秀: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曾简要提及陈独秀,

“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4年,毛泽东曾因为没能将陈独秀挽救会党内而感到惋惜。还在1937年底,党中央曾尝试将陈独秀挽救回到党内,前提是要陈独秀承认加入托派等错误。陈独秀拒绝认错后,康生、王明等人在一些刊物上诬称陈独秀做了日特汉奸,接受日本津贴。陈独秀对此反应激烈,愤而驳斥,导致两方关系进一步恶化。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

“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 他还指出: “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李立三错误路线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5年4月21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又一次评价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

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谈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说: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

毛泽东对于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一直念念不忘。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0页。

2.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张还书便条,内称“《盛世危言》失布匣”。其时正值春节期间,说明毛泽东那年春节期间,还在读《盛世危言》。

3.孙家鼐:《请饬刷行〈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0页。

4.吕涛:《敲响警世钟的陈天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5. [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09页。

6.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6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记述此事时,比较慎重,仅称“在一本世界英杰传里”云云,未加书名号。

8.其中《天演论》最初不是在上海出版,后来也归并到商务印书馆,作为严译名著丛刊出版。

9.《民立报》,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革命党人利用上海特殊地位所出版的众多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份,馆址初设福州路望平街160号,后迁法租界三茅阁桥南54号。于右任为社长,宋教仁、范鸿仙、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日出三大张,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清末民初革命斗争中有巨大影响。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

10.《西行漫记》,第211-212页。

11.1952年,毛泽东在为中华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著名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这说明毛泽东对于体育意义的理解是一以贯之的。

12.[美]埃德加・斯诺著,胡仲持、冯宾符等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39、242页。

13.丁彦斌主编:《中共领袖人物传记》第1卷,中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4.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王树康编:《陈独秀评论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4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第94页。

来源:《光明的摇篮》

历史学家熊月之在新著《光明的摇篮》一书中,以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为坚实底色,从全球视野和历史维度深度解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书名“光明的摇篮”一词,来源于毛泽东1949年上海解放时称赞上海是“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本文《毛泽东与陈独秀晤谈的历史意义》摘选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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