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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与曹德旺
柳传志与曹德旺
2021-09-02
wai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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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晓波

当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某一事实形成认知并达成共识之后,会本能地屏蔽对复杂性的讨论。甚至,对之的讨论将成为立场分野的选边战 。

柳传志与曹德旺,我都接触过,一位比较熟,一位访谈过两次,还去过他在福清的工厂。

他们年纪相近,柳传志是1944年的,曹德旺是1946年的。创业的时间也在同一时期,柳传志于1984年创办联想,曹德旺是1987年创办福耀。学历差得比较大,柳传志是中科院计算机所的研究员,曹德旺初中读到十四岁就辍学了。

十年前,柳传志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是广受尊敬的业界领袖,曹德旺在当时很少为人所知。

现在,两人在互联网舆论界的形象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反差。前者是“资本家”,是“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的买办”,后者是企业家,实体经济的代言人。

这是不是终极结论,我不知道,我们谁也不能代表历史说话。我想要讨论的是,这一社会风评背后的时代寓意和它的局限性。

先说他们各自创办的企业,联想和福耀。

福耀是一个典型的隐形冠军,制造玻璃,而且只制造汽车玻璃,国内市场占有率约60%,全球市场25%。我访谈曹德旺,发现他对汽车玻璃以外的事业毫无兴趣,他告诉过我一件事情,前些年,福州成立了一家城市商业银行,领导让他出任董事长,但他拒绝了,理由是不感兴趣。

隐形冠军最大的优势是抗风险性强,弱点是缺乏非线性的想象力。福耀一年200亿营收,十多个亿利润,赚来的钱,一部分投入工厂扩建和技术改造,一部分用于分红,福耀上市20多年,派发了近207亿元的红利,是中国上市公司里少有的良心企业,再有就是做慈善。我去福清,曹德旺带我去的第一个地方不是工厂,而是一所建在他出生的老宅子附近的中学和一座正在新建的庙宇。

如果始终坚持这一战略,十年后,心无旁骛的福耀还是一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

相比面目十分清晰的福耀,联想就要复杂和庞大得多了。如果说,曹德旺是一个定点捕鱼的渔夫,那么,柳传志则是一个弄潮儿。

联想创建初期是做IBM电脑的国内代理,后来开发出了联想汉卡,1990年之后,生产联想电脑,1996年跃居国内市场第一。2004年,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事业部,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PC制造公司。2014年,联想收购摩托罗拉的手机事业部。这两年,联想发力5G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与阿里、海尔和华为同为最主要的解决方案服务商之一。

联想还是最早试水互联网的企业,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早在2001年和2003年,柳传志注资组建了君联资本和弘毅投资,目前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是国内头部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福耀始终坚持专业工厂模式,而联想则在产业延展、全球化布局、公司治理、资本化运营和团队建设上进行了更多的探索。在收入规模上,联想是福耀的二十倍。

十年后,福耀应该还是那个福耀,而联想会变成什么模样,没有人能预测得清楚。

如果你有机会办一家企业,愿意是福耀式的还是联想式的?

一家隐形冠军,一家生态型企业,一个简单战略,一个复杂战略,孰优孰劣,其实没有可比之处。但是,在公众认知的层面上,却会给人带来全然不同的评价和判断。

在以前,我们很少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对一位企业家的态度,与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曹德旺因为简单,而很容易被定义。自2015年提出互联网+之后,一方面,实体经济快速地拥抱信息化革命,实现了从制造到营销的全新迭代—当今中国制造业是全球最激进的产业互联网试验场,另一方面,激烈变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则营造出一个颇为诡异的氛围,它呈现为对互联网平台的价值怀疑和对垄断的厌恶。

这个时候,所有被变革裹挟其中的人们,无论他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在心理上需要寻找到一个标杆和假想敌,前者是前行的慰藉,后者是前行的动力,它们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因为对立,所遭遇的拥戴和攻击便同样鲜明。

于是,曹德旺,以及董明珠、宗庆后等人,就成了坚持实体经济的代表人物。

那么,为什么同是制造业的柳传志,在今天会有那么截然不同的风评?他的公共形象是如何发生了巨大的反转?我思考了很久,答案也许还是他的复杂性。

归纳一下,这几年,柳传志所遭遇的各种批评,主要由以下“事实”所构成:

其一:联想的贸工技战略。有人认为,中国当今IT产业的“缺芯”,就是柳传志当年放弃了倪光南的芯片制造计划,转为做整机业务所造成的,联想因此被“定义”为一家没有核心技术能力的公司。

其二:与高通的密切关系。有人认为,在5G标准的制订上,联想投了高通而不是华为,甚至在服务器的供应上卡华为的脖子。这一信息尽管得到了联想和华为方面的否认,但是,大家好像认定就有那么一回事。

其三,泰山会。这是一个由柳传志、史玉柱和卢志强等人发起的企业家社群组织,也是数以万计的类似组织中的一个,它被看成是一个资本家利益集团,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其四,“在商言商”的发言。2013年6月,柳传志在正和岛的一次企业家聚会上谈及:“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这段话遭到一批企业家“决裂式”的讨伐,他被视为“懦弱者”。

其五,滴滴事件与柳青。柳传志的女儿出任滴滴总裁,他的一位侄女曾任Uber中国区总裁,于是“柳氏父女”与草根创业者构成了一对冲突体,“他们攫取了最好的资源,都在为外国资本服务”。

任何事实都带有双重性。

它既是存在而不可更改的,同时,人们对事实的判断和选择性组合,又会带来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还将随着人们对很多问题的态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当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对某一事实形成认知并达成共识之后,会本能地屏蔽对复杂性的讨论。甚至,对之的讨论,成为立场分野的选边战,进而迎来一场更为极端化的争议。

作为上一时期的企业家代表人物,柳传志既偶然又必然地掉进了这一“公共认知的陷阱”。

复杂的柳传志被这些复杂的“事实”所缠绕,想必给他和联想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这也许是公众人物所必须承受的。如果不是柳传志,也会有其他的企业家或若干个企业家,来承担类似的质疑和攻击。

你会发现,我所列举的五个方面的质疑—也许还有其他—在本质上,都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焦虑情绪的投影,它们都带有很显在的现实性和代表性—中国企业核心技术的缺失、中国企业与国际公司的博弈关系、企业家社群组织的正当性、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及边界、商业机会的内卷化和公平性,等等。

这些课题是如此重要,但是很惭愧,商业界迄今都没有能力将之清晰地做出理论和公共叙述上的表达。于是,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它们以情绪化和集束化的方式,投掷到一位企业家的身上。我们唯有一声叹息。

在我所熟悉的企业家中,柳传志是最温润的一位,在他的身上有很古典的知识分子气质,有的时候甚至带点迂倔。然而,在某些网络空间里,他也许是全然不同的形象。对于公众而言,符号化是最便捷的表述模式,而对于被符号化的柳传志,则无从辩驳。

我们常常讲“不忘初心”,今天,这个词汇同样适用于中国的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的初心是什么?就是有这么一类人,决意将自己的生命投注于商业活动之中,以产品供应的方式来改造世界,同时实现自己活着的价值。他们的这份工作是不是做得合格,由四个维度来评定,它们分别是:

◎ 他所创建的企业有没有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 他是否合法纳税,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纳税人;

◎ 他是否善待员工,为社会创造了良好的就业机会;

◎ 他有没有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社区环境,是不是一个和谐发展者。

没有其他了,就是这四条。用此来衡量柳传志和曹德旺,他们无疑都是合格者,甚至是优异者。至于承载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角色、符号以及由此投射出的社会话题,都构成为历史演进的一部分。

我最后一次见柳传志和曹德旺都是在2018年,我拍摄《十年二十人》,他们分别是访谈的对象。在写这篇专栏的时候,他们呈现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都是那么的鲜明。

曹德旺站在中学操场上,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柳传志大病初愈,明显比以前消瘦了很多,他在联想大楼的顶层,指着下面的一块草坪对我说,1984年,他就是在那里的一间传达室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来源:吴晓波频道(ID:wuxiaobo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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