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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反智主义
美国的反智主义
20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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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什么讨厌知识分子?

不论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间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不断下滑,不间断地被新兴的经济体追赶 ,这个国家依然在国民平均薪资,人类发展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方面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在军事、科学技术、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领先。

豪无疑问的是,今天的美国社会内部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种族,贫富差距等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将社群的撕裂推向极致。2016年,从未有执政经验、具有鲜明反智特点的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举世哗然。特朗普一贯的做派、选前的言论引发民众和媒体的嘲笑,被视作一个异类。实际上,特朗普并不是美国唯一不像“精英”的总统,他的当选更不是民粹主义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占上风。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也许是小布什—他糟糕的学业记录,常常出错的英语和大大咧咧的牛仔作风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民众对于非“精英”、甚至“反智”型的领导人的选择,也许多数非美国人无法理解的美国特色之一。这样一个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反智如此流行?

1963年,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此书甫一问世,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并于第二年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类作品)。这是•霍夫施塔特第二次获此殊荣。他194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十分畅销,已经为他捧回了一个普利策奖在这本以反智为主题的书中,作者详细从宗教传统、社会文化、民主政治和教育几个方面分析了美国人心灵中反智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至1960年代),为我们展示了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反智”基因。

“反智“一词本身有多种含义。反智主义”或“反智论”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将它描述为对于”智识“和”知识分子“的轻视乃至敌视的态度。作者将“智识(Intellect,或智性)”定义为“心智能力中的批判、创造及思索能力”,它帮助我们“检视,沉思,思索,理论化,批判与想象”、“了解事情的整体意义”。与之类似却意义不同的是“聪明(intelligence)”,它是指“掌握、操控、重新安排和调整事务”的能力,帮助我们“立刻掌握状况并作出评估”,它是动物即可拥有的能力,而智识则是唯独人类才有。

所谓知识分子则是拥有“智识”的人。但作者认为这与我们大众脑海中传统观点所认为的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不同。在作者看来,教授,律师,工程师,医生这些需要“知识”进行工作的专业人士,虽然可能很聪,但却未必是知识分子。专业的人士需要知识来工作,而非为了知识工作。知识分子会为他的专业带来某种对知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来并非工作所需。知识分子的行为,必须要有自发及自我决定的性质。知识分子以某种宗教般的情怀面对智识生活,因为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由传教士而来。霍氏引用苏格拉底的话来描述这种情怀:“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或者说“没有思辨反省的生命毫无意义”。霍氏认为人所能从事的最高贵与最接近神行的一件事,就是追求知识。知识分子们都有一种特定的风格:虔诚的心态和实验的趣味,或兴味。所谓虔诚,或者执着,指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执着于理念。他们常犯的错误,就是对于某种理念过于沉迷。因此虔诚需要平衡。而过于沉迷的对象,就是兴味。知识分子们会对追求知识、心智运作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

必须说明的是,反对智识还是反对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很难一刀切式的加以分辨。反对智性的人或社会力量,通常会对具有思辨和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有所憎恶。智识或智性,是冷静,思辨、理性的。表面看来,它远不如情感那样具有浪漫的色彩。思考的过程通常又是艰苦的,因此给了反智的人很多理由。霍夫施塔特总结说 “反智建立在一组虚构与抽象的敌意之上。与情感对比,智识缺少温暖;与品格对比,它仅仅代表聪明,进而联系到狡猾和邪恶;与实用性相比,它是纯粹的理论思维,没有实际意义”。

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对于知识分子和智识主义的敌视一直存在。它首先来自理性主义与信仰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

美国文化是新教思想的产物。实用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的角色,并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在美国殖民时期新教思想的遗产。作者认为一个宗教的风格与其成员的阶级有关。较为富裕的阶层通常喜欢把宗教理性化而且倾向于使用繁复的礼仪;而中下层的人,尤其是不识字的人则喜欢感性的信仰。他们也比较反对循规蹈矩、繁复陈冗的宗教风格,例如圣餐仪式和上流教会的牧师。他们对于贵族式的道德风貌和风格比较反感。

早期的美洲也吸引了大量对于欧洲不满的人群,成为宗教上狂热“先知”们的天堂。他们觉得不需要过于正式的仪式感或教义知识上的修养,对知识涵养、美学不感兴趣,也反对统一的、像欧洲传统那样具有绝对权威的神职人员。因此基督教新教信仰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各自为政相当流行,甚至成为主流。当然,也不是从美国一开始出现殖民地时就是这种状况。最早的一代清教徒移民,有着相当高的知识分子比例。大约每四十到五十个家庭就由一位母国英国牛津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约翰•温斯洛普在抵达今天波士顿北面的女巫镇之后仅仅六年,麻州殖民地就筹款建立了一所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哈佛大学的前身。当今天的大都会区波士顿还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时,这些移民的子弟已经在教室里研读古希腊经典了。按照霍氏的说法,到了十八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ing)”时期,美国东海岸殖民地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反智主义已经确立了。在美国颇有影响力的新英格兰宗教改革家安妮•哈钦森(Anne Marbury Hutchinson,1591-1643),就对专业的牧师具有敌意,并且反对大学教育。

美国政治的民主体制,也引发了“政治庸俗化”地特征。

美国的开国元勋中多数是具有极强思辨能力的知识分子,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制度设计上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像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等。他们是律师、企业界或科学界独占鳌头的人士。在美国的流行文化中,他们也都有“圣贤“一样的形象。但建国之后,他们经过艰苦地思考之后缔造的制度,最终由于民主制度的施行,让位于民粹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的角色在政治体制运行中的地位,被党派和理念的纷争所替代。事实上,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就是基于让更多的大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初衷。而这种参与和民情的向上传达,不可避免地会与上层所谓的“精英阶层”产生冲突。1796年,当托马斯•杰佛逊有望接替华盛顿出任总统时,南卡州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William Loughton Smith,1758-1812)撰写了一个小册子攻击他“具有教条式的领导风格”。他认为杰佛逊本质上是个哲学家,而哲学家通常在政治上有某些僵化的理念坚持。史密斯认为哲学家视名誉高于一切,更“适合笔耕赢得文名而非治理国家”。而遗憾的是,这和国会议员费舍尔•艾米斯(Fisher Ames)的言论说杰佛逊“跟多数天才一样,着迷于宏大理论与体系性思想,而忽视了一般人会中式的浅显事实与常识”,是当时很多人共同的看法。这算是美国政界最上层地精英群体所遭受地第一次攻击。

1798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农民威廉姆•曼宁(William Manning)撰写了的一本小册子《自由之钥(The Key of Liberty)》,在美国历史是十分有名。曼宁是一位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中著名的莱克星顿和康考德战役的民兵。他后来感觉到自己对于国家的贡献对于那些当权的“少数人(the few,也就是联邦党人)”来说变得没有太大意义,逐渐对这少数人控制的政府失去了信任。他认为这少数当权者希望多数人(the many)变得在经济上依赖他们。曼宁的思想表现出对知识分子与财产阶级的极端不信任。他在书中还认为大学教育出来的人们自视过高,教师和牧师的薪酬过高。“教育的推广应该以物美价廉的方式进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受”,“所以应该迅速大量的生产师资,只要用廉价的薪水就能聘请他们教书……教师资格只是有一技之长,教师在课堂上劳动,于是社会上不再有学院中那些整日闲逸不劳动的人。”如果平民民主成为主流,民众自然觉得减少阶级差异是正确的选择,在文化和教育上占有过多资源的人越少越好。那么处理问题的时候,普通人直观的、民粹式的智慧,就会是不二选择。从这一层面上说,美国政治制度对平民智慧的选择,客观上也就形成了催生反智潮流的因素。

曼宁关于平民政治的理想在美国终于成为强音。在美国政治历史上,有所谓的“杰克逊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的说法,指的是以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当选总统为肇始,鼓吹大众民主,以杰克逊及支持他的唯农论者、平民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等群体参与的政治运动及政治哲学思潮。它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并对美国政治形成了深刻影响。总体说来,它对专业知识不信任,对于中央集权、精英治国极为憎恨,希望消除阶级差异,具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有趣的是这一年,他在大选中战胜的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拥有布朗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头衔的、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如作者所述,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时,无论是选举还是政治任命的职位上,士绅以及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了。

美国的社会文化也确保了反智是美式思维的特色。这包括它商业社会的特征以及教育的“贡献”。

美国社会从很早就确立了其商业社会的特点。第30任总统开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曾经在1925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美国人民的事业就是商业(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 people is business)。” 霍夫施塔特认为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商人在反智阵营中具有核心的地位。这是因为商人与知识分子的价值观迥异:商人追求金钱与权势,而知识分子则是一群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信任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心追求道德价值与素质。商人的现实与美国国民对“实用性”的追求不谋而合,最终合并成一股力量。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例子是美国的巨富对于高等教育的支持和看法。欧洲传统的大学与知识分子离不开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贵族的支持。在没有贵族的美国,这个任务则由商人完成。作者在书中提到了数个捐资创立了大学的富豪,包括范德贝尔德,洛克菲勒,卡内基,斯坦福,约翰斯•霍普金斯等人。他们虽然慷慨解囊兴办学校,其言论的记载中却处处可见对于思考、文化和历史的轻视的表态。例如卡内基对大学的博雅教育十分鄙视,但对和自己一样从学徒打拼成成功人士的名字如数家珍;斯坦福捐资兴学的目的是“提供实际的,而非理论性的教育”。因为从东部来的应聘者中,“最令人沮丧的就是大学毕业生了”。

当然,到了二十世纪初期,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大企业必须开始依赖专业人士运营。这时学校教育的价值开始凸显。以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建立为标志的商科高等教育职业化,开启了在大学中讲授“实用技能”的大门。而商学院的教授们处在一个有趣的位置:他们被其他领域的教授们的恶意包围,认为他们的学术水准值得怀疑;而另一方面,也有相当数量的商业人士怀疑商学院教授的知识的价值—直到今天,对于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价值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作者还提到了 一个有趣的例子:在美国的英文中有所谓“白手起家(self-made man)”的说法。这个说法最初的含义如字面表达的一样,指通过奋斗,从无到有的创立了一番事业的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界或者别的成功者。而在美国社会中,这个字最终通常用于在指商业上成功的人士。而这个成功人士的标配是,最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教育在常人的心目中与反智之间的博弈应该是个零和游戏。而作者认为美国的教育,也帮助促成了这个国家反智传统的认知。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是,美国是极为重视教育的国家,但在历史上对公立教育的投入却一直被批评。近代以来,美国是除了英国清教徒以往第一个主张免费基础教育制度的国家。然而在作者所处的20世纪中期,已经有许多人批评美国对于教育的热情不再。“教师的低薪资、教室爆满、上下午二部上学制、教室破旧设备老旧以及其他衍生出的问题,例如过度重视运动与乐队、不良学区内的破烂学校……”等等等等。实用主义依然是民众和政治领袖所希望在学校里看到的主旋律。美国地理学之父介蒂迪亚•摩尔斯(Jedidiah Morse,1761-1826)所编著的地理课本上写着:“当世界上许多国家致力于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时,在共和主义的旗帜下的美国人则在学习各种公私部门的效用。”

霍夫施塔特还批评美国教师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处于劣势。在北欧、德国和法国这些国家中,老师的地位较受重视,老师—尤其是中学老师在乡间很受尊重。而美国的情况就与此相反。作者提到1955年至1958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担任健康、教育与社会福利部长的梅瑞恩•(Marion Bayard Folsom ,1893-1976)曾表示美国教师的薪资水平几乎可以称得上“国耻”,表现了“社会大众对老师的极不尊敬。”作者继续列举到,1949年美国老师的收入是当时国民平均所得的1.9倍。这个数字在英国是2.5,法国5.1,西德4.7,意大利3.1,丹麦3.2,瑞典是3.6。而从事老师职业的人往往在假期,尤其是暑假期间去从事副业以弥补生计。在这种状况之下,老师们的社会地位就十分尴尬,长久待在教师行业的人就被看成是没有大志或者是能力不足的人。作家威拉德•爱斯布里(Willard S. Elsbree)的书《美国的老师(The American teacher)》里记载了各种杏坛的丑闻:酗酒、诽谤,亵渎等等等等。其实时至今日,美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影视剧中,中学教师的形象也不是十分光彩。深受中国观众喜欢的美国电视剧《绝命毒师》的男主角,就是一位因为生活陷入困顿铤而走险制毒的中学老师。影视剧里中学教师角色的设定通常是与难缠的青春期学生纠缠斗智的失败而无奈的中年人形象,很少光彩照人的角色设定。有趣的是,教师收入的微薄,恰恰符合了上文提到的曼宁在《自由之钥》中的设想。

知识无用论与实用主义至上的观点一直存在于业已在美国普及的中学教育之中。如前面提到的,美国极为重视教育。这个新生的国家在较早的时间就开始着手中学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对于中学教学的内容的确立却十分波折—它经历了从早期博雅教育,到后来的“生涯发展导向“运动的过程。1947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一个全国教育会议决议草案中说,美国的中学教育并未满足大部分青年人的需要。20%的人继续升读大学,20%的人想要学习专门职业技能,但是剩余的六成学生并不适合以上两个选择,因此需要”职业发展导向“的教育。这也就是他们日后成家、作为社会上的消费者和公民所需要的实际技能,以及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伦理道德,如何经营家庭生活,如何做好公民,如何享受休闲时间,以及如何维护健康等等。霍氏认为这是”将生活的价值置于知识的获得之上“的教育哲学。他还进一步认为这种教育理念的背后,是日常生活中”知识无用论“立场的体现。

作者使用《知识分子:与社会疏离或被同化》作为本书最终结论部分的题目。在霍夫施塔特看来,这是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他们一方面痛恨反智,也把这一点看作是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但同时对于社会的“接纳”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

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批判,而不是同社会同流的角色。作者引述了曾经担任纽约州立大学教务长的历史教授洛伦•巴利兹(Loren Baritz,1928-2009)的话:“任何知识分子如果一味赞同他的社会,则无异于‘知识娼妓’,也背叛了他所承袭的传统。”他进而呼吁知识分子退出社会权力的位置:“如果知识分子被吸纳入社会权位中,那么他可能冒着被社会吞噬的风险……当他接触权力时,权力会接触并腐蚀他。……当知识分子向权位负责而不是向智识负责时,他的心灵会失去至少一部分自由与弹性,而这些是他自身作为知识分子最基本的配备。”

但作者认为在他生活的20世纪中期,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布尔乔亚化”的过程。美国在作者生活的年代及更早的数十年间飞速发展,更为成熟。知识分子开始变得安于现状,令人担忧。也许是对这种担忧继续发展的忧虑,在这本书正文的最后一段,霍夫施塔特很有洞见的写下下面的文字:“……未来的文化恐怕将会由思想价值只具有单一向度的人所控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只要我们立志从历史中学习教训,我们就由信心未来不会如此。”这是否让你想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的《单向度的人》?

中美反智主义的对比

在本书的最后,霍夫施塔特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他谨慎的乐观观点。他写道:“自由民主社会有一个主要优点,就是很多不同风格的智识生活可以在其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到热情而叛逆的人,也有优雅而华丽者,或是质朴而内敛的、精明复杂的、聪明而又耐性的,以及某些观察敏锐而很能适应环境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以便可以在即使狭小单一的社会中,也能欣赏体会各种杰出的心智。”这让人联想到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首先提出,由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继续发展的所谓“开放的社会”的概念。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们只面对个体选择问题。这种有机的环境可以包容个体的个性,仅仅倾向于道德普遍主义;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闭的社会—是静止的,对外界封闭的法律与信仰系统,就像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头脑,没有信息的输入,也就没有未来。一个有机的系统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在各种利益、思潮纠葛博弈的过程中,曲折地前进。

必须指出的是,本书所讨论的是美国文化中反智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发展脉络。我们可以认为美国人心灵中多少有着反智主义、过分倚重实用性的倾向,但这并不代表反智主义是今天美国社会思维的主流。毫无疑问,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离不开教育中带给国民的批判思维的能力、怀疑与思辨的能力。这与诸如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通过钳制知识分子言论及科学理论的传播造成严重后果不可同日而语。

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对于身在美国之外的读者们更深度地了解美国历史及其对现状的影响非常具有意义。正如台湾大学哲学系苑举正教授在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中谈到:“当我在阅读……的一开始,我忽然明白原来我们对于美国的理解,是如此的浅薄,以至于我们像一般美国电影中所扮演的内容一样,认为美国人都活在没有历史的环境里,只有向未来不停地扩展,争取个人最大的权利。”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随着它强大的国力对整个世界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人们在观察、模仿美国方方面面的制度时,对于其别后的历史缘由和基础,往往缺少更清晰的认识。往往造成“走偏”的结果。

对于习惯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中文语境下的读者来说,本书的指向—智识本身就非常具有讨论的意义。这本书出版后的轰动效应也影响了当时在美国和香港学习、工作的余英时先生。余教授回忆此书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他反思中国历史上的反智现象的开端,于是有了1976年那篇著名的长文《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中国政治传统中一直存在一种反智的气氛。由于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帝国形态,这种传统一以贯之,对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在秦汉以前的儒家学说中,对于智识、智性并无贬抑的观点。而秦代,统治者开始使用法家的权术,对儒家采取了强硬的压制手段。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自汉代以后,皇权制度所形成的“法家化”的“儒家”则深入到从国家治理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秉持着压制智性的底色。而封建统治者所追求的,正是巴利兹所说的“知识娼妓”式的知识分子。实用的技术可以通行,思辨的智性绝无生存的必要。然而在一个封闭的系统内,只抱着“实用主义”不放,其后果必然是带着反智色彩的民众,最终连发展“实用主义”的能力也失去了。

来源:“视角学社”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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