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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20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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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雷德•戴蒙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枪炮、病菌与钢铁》】

尽管我们已经将分析对象从美国政治家的极化立场扩展至美国全体选民的极化立场,在探讨美国今日的政治极化问题上 ,我们的思考范围还是过于狭隘。因为这种逻辑仅将极化现象局限在政治层面。事实上,极化现象涉及的范围不仅于此:在政治层面以外,美国的其他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极化、偏狭和暴力趋势。

40岁以上的美国读者不妨思考一下你亲身经历的变化,比如美国人的电梯礼仪问题(如今人们在等电梯时越来越不愿意遵守先下后上原则),交通礼让行为不断减少(驾驶者之间互不相让),登山步道和街道上的善意不断减少(相比40岁以上的美国人,40岁以下的美国人更不愿与陌生人打招呼)。除了这些以外,在不同圈子中,各式各样的“语言”暴力越来越多,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平台上。

我从1955年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也经历了类似的趋势变化。比起60年前,今日美国学术界中的辩论变得更加充满恶意。

早在我刚刚开启学术生涯之时,我就经常会与一些学者意见相左,现在依然如此。然而,曾经的我会把那些在科研问题上与我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看作朋友,而不是敌人。比方说,我记得有一次参加完一场生理学会议之后,我在英国度假,和一位友善、温和的美国生理学家一起游览了西多会修道院遗址,尽管我和他在那场学术会议上就有关上皮细胞的液体传输机制持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关系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相反,我如今不断受到来自和我意见相左的科学家的起诉或威胁,而且他们还会对我使用语言暴力。邀请我去讲课的主办方曾经不得不雇用保安人员,以免我受到那些极端反对者的攻击。在针对我的一本书所发表的书评中,一名学者以“闭嘴吧!”这样的字句作为结语。

美国的学术界和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选民、我们的电梯乘客、我们的汽车驾驶人、我们的行人一样,都反映出了美国人的整体生活状况。

以上这些代表了同一个现象的不同方面,这个现象就是被广泛讨论的“社会资本”的衰落。

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一书中给“社会资本”下了定义:

“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关联—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资本和被有些人称作‘公民美德’的概念密切相关。”

社会资本是指人们通过积极参与并成为各种群体的成员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友谊、群体从属感、施助和受助的期待感,这些群体可以是读书会、保龄球俱乐部、桥牌社、教会组织、社区组织和家长教师协会,也可以是政治组织、职业协会、扶轮社、镇民大会、工会、退役军人协会等。

参与这样的群体活动可以培养人们之间普遍的互惠特性,即为他人服务,和他人共事,信任他人,并相信他人以及团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会为自己提供帮助。可是,美国人越来越少参与这种面对面的群体活动,却越来越热衷于加入各种线上的群体,这种线上群体的成员之间从来不会碰面,看不见也听不见对方。

对于帕特南和其他许多人提出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问题,其中一个解释是,以牺牲直接沟通为代价而崛起的非面对面交流。电话于1890年出现,但直到1957年前后才在美国市场得到普及。收音机从1923年出现,到1937年达到市场饱和。电视机则是于1948年出现,到1955年就被普及。而最大的变革发生在近期,即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电子短信的兴起。

我们使用收音机和电视机进行娱乐和获得信息,后来使用电话和更现代的电子媒介来达到相同的目的,只是多了一项通信的作用。可是,在书写被发明之前,所有的人类信息传达和通信都是面对面实现的,通过人与人之间交谈或者一起观看(或聆听)表演者(演讲者、音乐家和演员)来完成。

尽管1900年以后出现的电影院没有提供面对面式的娱乐方式,但它至少让人们走出自己的房子,融入社会群体,而且相约看电影的通常是朋友,这正是人们一同欣赏现场演讲、音乐会、表演的延伸形式。

然而,现在我们的许多娱乐载体—智能手机、iPods(苹果公司的数字多媒体播放器),还有电子游戏,使人们更倾向于独处而非社交。这些往往是为个人定制的娱乐方式,就像上文提到的为个人定制的政治信息。

电视仍然是美国最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它使美国人足不出户,甚至和自己的家庭成员之间也渐渐沦为名义上的关系。美国人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比与人交流的时间要多3~4倍,其中至少有1/3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看电视(通常看的是网络电视而不是坐在真正的电视机前面)。

这样做的后果是,比起不爱看电视的人,沉迷电视节目的人对他人的信任度更低,也较少加入自发式组织。在把这些行为归咎于看电视之前,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或者这两组现象之间会不会只是存在关联,但没有实际的因果关系?在加拿大实施的一组计划之外的自然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加拿大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三个相似的小镇,唯一的不同点是,其中一个小镇恰好接收不到电视信号。在这个小镇终于接收到电视信号后,其俱乐部和其他集会的居民参与度纷纷下降,直到最终和其余两个一开始就能收到电视信号的小镇水平相当。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是看电视导致了人们群体活动参与度的下降,并不是人们因为不愿参加群体活动才选择看电视。

我曾去新几内亚岛上的一些边远地区进行野外考察,那里还没有出现新的通信技术,当地人们的交流仍是面对面进行且全神贯注的—美国人曾经也是这样。传统的新几内亚人将除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与人交谈上。和美国人之间那种不常发生且经常被打断的对话相比,传统新几内亚人的对话从不会因为其中一方低头看手机而被打断,也不会出现其中一方因在回电子邮件或回短信而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我有一个朋友是一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他在新几内亚岛上的村落长大,直到读高中时才迁回美国,当他发现新几内亚岛上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在娱乐方式上存在差异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曾向我描述这一发现,在新几内亚,村里的孩子会到同伴家串门儿,而在美国,我的朋友发现:“孩子们各回各家,关上门,各看各的电视。”

美国人平均每4分钟看一次手机,每天至少会花6个小时盯着手机屏幕或电脑屏幕,而且每天有超过10小时(即除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在使用电子设备。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与人面对面打交道,不再能直接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不再能直接听到对方的声音,不再能直观地了解对方。相反,我们主要通过屏幕上的电子信息来和他人交流,偶尔会通过手机听到对方的声音。

当面对一个活生生的,离我们只有两英尺,能够看得见、听得着的人时,我们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无礼举动。而当面对屏幕上的信息时,我们更容易做出无礼和轻蔑的回应。一旦我们习惯了远距离的口头暴力,那么对活生生的人施以暴力也就不再是难事了。

然而,以上这些对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给出的解释,遭到了明显的反对。非面对面的通信方式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尤其是在富裕的国家。意大利人和日本人对手机的依赖程度不亚于美国人。为什么在其他的富裕国家中,没有出现政治妥协崩溃和社会不文明行为增加的情况呢?

我能想到两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个解释是,在20世纪,电子通信和许多其他的技术创新首先在美国崭露头角,这些技术创新和由此带来的影响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富裕国家。由此看来,美国只是第一个而绝非唯一一个面临政治妥协崩溃问题的国家,像电话和电视机一样,这种问题也会蔓延到其他地方。

实际上,有英国朋友告诉我,比起我60年前住在那里的时候,英国现在出现的个人暴力行为要严重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告诉我,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妥协崩溃现象。如果我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接下来其他富裕国家迟早也会出现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僵局。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早在过去,美国就因为一些原因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来抵抗现代科技带来的去人格化力量,今天也依然如此。

美国的国土面积比起除加拿大以外的其他富裕国家要大25倍以上,而美国的人口密度(即总人口除以国土面积)只有其他富裕国家的1/10,人口密度排在美国之后的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冰岛。与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美国一向更强调个人主义。在富裕国家里,只有澳大利亚在个人主义的排名上超过美国。

美国人经常搬家,平均每5年就会搬一次。鉴于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比起日本或任何西欧国家更远,这意味着美国人一旦搬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往往相隔较远。与之相比,日本人或欧洲人很少搬家,而且即使搬了家,他们和昔日好友之间的距离也相对较近。因此,美国人的社会关系往往较为短暂,朋友的流动性很高,很少拥有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辈子的朋友。

然而,美国的面积和美国国内各地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不会改变。美国人不太可能摆脱对手机的依赖,也不太可能减少搬家的频率。上述的解释将美国政治妥协的崩溃归咎于社会资本较低背后的隐含因素,如果这种解释正确的话,那么比起其他的富裕国家,美国将继续面临更大的政治妥协崩溃的风险。

这并不代表我们注定会走向不可逆转的、越来越糟的政治僵局。但这确实意味着,比起其他国家,美国的政治领导者和美国的选民需要更有意识地去努力扭转我们的政治僵局。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智利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的例子,由于政治妥协崩溃,一方势力以军事独裁的手段上台,其明确的目标是全然消灭对方的力量。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当我还在智利的时候,也就是1967年,这种情况对我的智利朋友来说就是天方夜谭。然而在1973年,这样的事情确实在智利发生了。

美国人也许会提出反驳:“但美国可不是智利!”是的,美国与智利当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部分差异使美国不易像智利那样沦为暴力的军事政府独裁,但另一部分差异会使美国更容易陷入这种状况。

一方面,使美国不易发生这种可怕情况的因素有:我们有更深厚的民主传统,我们有平等主义的历史理念,我们不像智利有世袭的地主寡头势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由军队发起的独立政治行动。(在1973年之前,智利军方确实好几次短暂地干预过政治。)

另一方面,美国较之智利,会助长可怕情况发生的因素包括:对私人枪支的管制较松,在现在和过去都存在更为泛滥的个人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曾以暴力对抗部分群体(非裔美国人、印第安人还有部分移民群体)。

我认为,如果美国会出现军事独裁,那么其发展路径定会有别于1973年的智利。美国不太可能会被军方独自接管。与之不同,我认为在美国有可能发生的是,执掌美国政府或州政府的党派将不断对选民登记加以操纵,往法院里塞满串通一气的法官,从而利用法庭来质疑选举结果的合法性,然后诉诸“执法机关”,利用警察、国民警卫队、储备军或者军队去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这正是为何我认为政治极化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它比来自墨西哥的竞争要危险得多,但我们的政治领导者更沉迷于对付墨西哥。墨西哥不能摧毁美国,只有我们美国人具备摧毁自己的能力。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思考美国所面临的其他基础性问题,还有我们为防止这令人黯然的一幕出现而做出选择性变革时所面临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素。

(本文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新著《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4月出版。)

来源: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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