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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黑歷史:追蹤特異功能者
CIA黑歷史:追蹤特異功能者
2020-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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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70年代初,拉塞爾•塔格(Russel Targ)搬到了門洛帕克。這座如今已是矽谷中心、科技重鎮的加州小城,在當年仍然是嬉皮士的熱土。這裡有披頭散髮的年輕人在大街小巷談論音樂與迷幻藥 ;這裡有大學生們聚在獨立書店與唱片店裡暢談和平與愛;這裡有鮮花、海岸、無盡陽光,以及風中隱約傳來的「All you need is love」。

但這些都不是三十八歲的拉塞爾•塔格決定搬來門羅帕克的原因。

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中央情報局開始撥款讚助了一系列超心理學(parapsychology)研究。超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所謂「特異功能者」常常自稱擁有的「超能力」。這些「超能力」包括遙視(remote viewing)、預知(precognition)、心靈感應(telepathy)等。儘管這些研究課題今天聽起來格外荒謬可笑,但是,對於當時的中央情報局來說,它們都是極有開發潛力的項目。許多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官員都認為,特異功能者尤其有利於針對其他國家進行間諜活動。

出於這種信念,中央情報局出資讚助了許多超心理學研究。許多美國國內的頂尖的研究所和科學家,都參與了這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位於門洛帕克的斯坦福國際研究所(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International)就是其中之一。

而拉塞爾•塔格正是為了這項研究而來。

在到門洛帕克之前,拉塞爾是一位激光物理學家。他本科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之後的職業生涯都與激光技術有關。不過,他從小就對超心理學有所了解。拉塞爾的父親是一位書店店主,收藏了許多與特異功能者有關的書籍。而時常在書店裡徘徊的小拉塞爾,自然就有充足的機會接觸這些「源遠流長」的超心理學研究。

西方社會對於特異功能者的學術興趣,可以上溯到19世紀末。1882年在英國成立的 「靈異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Psychical Research),就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針對「挑戰當代科學」的人類經驗進行有組織、系統性研究的學會。而緊隨其後,於1884年在美國紐約市成立的美國靈異研究學會,也將這顆種子種在了大西洋彼岸。自此,這些學會一直活躍在人們的視野中。

不過,以往的研究與拉塞爾所主導的這項計劃相比,都會稍顯遜色。無論是從其官方背景來說,還是從其擁有的充沛資源來說,斯坦福國際研究所的研究項目都是不同凡響的。拉塞爾的另一位合作者與項目主導人,哈羅德•普索夫(Harold Puthoff),博士畢業於斯坦福大學電氣工程系。在全職加入特異功能者研究計劃之前,哈羅德和拉塞爾一樣,也是一位在激光研究上頗有建樹的領頭人。很難想像還有什麼研究團隊,會比這個高知多金還有官方背景的團隊,可以更加細緻全面地去研究特異功能者、尋找特異功能存在的證據。

可他們成功了嗎?

追擊遙視

拉塞爾和哈羅德最廣為人知的研究項目是遙視。簡單來說,遙視是指一個人通過 「超感官知覺」(Extrasensory Perception),即所謂的 「第六感」,在遠處「感知」到目標的能力。而在所有於斯坦福國際研究所參與研究的遙視者中,最大名鼎鼎的,要屬帕特•普萊斯(Pat Price)。

帕特•普萊斯曾是加州伯班克市的一名警察。他聲稱自己在加入研究之前,一直在用自己的遙視能力協助警方抓捕罪犯。按照拉塞爾的轉述,帕特曾聲情並茂地形容過他的工作情景—每當帕特聽到有犯罪報告時,坐在警察局裡的他就會用自己的遙視能力掃描整座城市,最後鎖定嫌疑人藏身的地方,派車前往抓捕(Targ, 1996)。

帕特這樣的特異功能,自然也吸引了中情局的注意力。

既然中情局願意撥款讚助遙視研究,那他們自然也願意將遙視者的能力收為己用。一位中情局的物理學家就曾遞給研究項目組一個坐標,希望能讓他們的遙視者來「看一看」這個坐標的情況。按照拉塞爾的說法,執行這個任務的帕特沒有讓中情局的人失望。帕特坐進斯坦福國際研究所專門為遙感者設計的電子屏蔽室。他閉目凝神,沉默了一分鐘后,開始源源不斷地描述自己看到的情況:「我趴在一棟兩三層樓高的磚房的屋頂上…… 這是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陽光感覺很好……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有一個巨大的龍門架在我頭上來回移動……」

隨後,帕特睜開眼睛,開始在紙上勾勾畫畫,似乎在繪製一張圖紙。多年以後,拉塞爾回憶道:「我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對於普萊斯的圖紙準確性,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拉塞爾始終堅信,帕特提供的描述與圖紙,一定源於他的遙視能力。他還聲稱,在幾天之後他們才得知,那位物理學家給的坐標,對應著蘇聯塞米巴拉金斯克的一個秘密原子彈實驗室。而帕特的手稿,之後的衛星圖像也驚人的相似。

一份中情局存檔的調查資料顯示,在當時,帕特與拉塞爾讓當時的中情局調研員也心服口服。他們最後總結道,要想獲得這樣的描述,只有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帕特真的會遙視,要麼是他對那個原子彈實驗室有著深入的了解。

而這段寫於這份保密期十余年的「秘密報告」里的總結,還擁有一個直截了當的小標題—「事實情況」。

真的存在遙視嗎?

但那真的是事實情況嗎?

從一開始,就有許多知情這項研究計劃的心理學家和神經科學家抱有懷疑與不滿。不少人都認為它荒謬可笑,白白浪費了人力與物力。但由於許多項目的保密性質,很少有第三方機構進行獨立調查。一直要等到將近二十年後的八十年代末,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ncil)才決定組建特別委員會,對有關人類能力水平提升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全面評估。而這特別委員會上的成員,都是受到科學院院士們認可的心理學、神經科學專家。

在委員會最終提交的一份調研報告中,有四十頁的筆墨,都傾注在超心理學研究的進展中。這些專家走訪調查了美國各地的特異功能研究所,其中包括但不限於斯坦福國際研究所、普林斯頓的工程異常實驗室(Princeton Engineering Anomalies Research Lab)、以及德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的心靈科學基金會。

最終,他們的結論是:「聲稱的現象從『不可信』到『令人不能容忍的不可信』都有。」

拉塞爾•塔格和哈羅德•普索夫的遙視項目,自然也在這個委員會的審查之下。事實上,專家們並不需要太多的鑽研,就已經能看出斯坦福研究所遠視項目的可疑之處了。首先,在這長達十年的遠視研究歷程之中,這個領域積累的實驗只有區區28個。相較於拉塞爾和哈羅德對於遠視能力天花亂墜的描述,這28個實驗可以說是少得可憐。在這28個實驗中,又只有13個是以正式的科學文獻的面貌示人。也就是說,其餘的15個,要麼是來自於某「學術會議」上的非正式口頭報告,要麼是文章中記載的細節實在有限,難以讓人摸清具體的實驗方法。

在這13個「科學」實驗中,只有9個實驗是成功找到遠視證據的。而如果你想說,9個證據已經足以讓你信服了。那麼,這裏還有一個或許過於「巧合」的情況:這9項成功實驗中,有7項都是拉塞爾•塔格和哈羅德•普索夫親自操刀的。

難道只有斯坦福國際研究所的人,才掌握了正確的實驗方法嗎?

他們所謂的「正式實驗」,其實很難算得上嚴謹。在實驗中,通常是有兩組實驗人員,一組與遙視者坐在研究所里,而另一組則負責在三十分鐘內到達一個附近的地點。三十分鐘后,遙視者需要用「遙視能力」去尋找后一組實驗人員,並用三十分鐘來描述自己看到了什麼。與遙視者一同留在研究所里的人,會負責將遠視者的描述錄音。等另一組實驗人員從目的地返回研究所后,他們就會聽錄音來判斷這段描述與真實情況的吻合程度。

這樣的實驗方法必定漏洞百出。在長達三十分鐘的錄製中,「遙視者」總是會儘可能多地提供大量模稜兩可的描述。而來判斷這些描述是否與事實情況吻合的實驗人員,一個個都迫切地希望看到支持遙視的證據,很容易就中了類似「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的招(Scott, 1988)。

巴納姆效應,是指人們很容易相信一些籠統含糊、內容空洞的陳述是為自己量身定製的。這樣的效應,常常會使人們驚呼星座、算命以及某些人格測試的「精準」。而在這些遙視者實驗中,判斷描述是否吻合情況的實驗人員,可能也就無意識地掉進了巴納姆效應的陷阱。舉個例子,像「我好像看見一些……巨大的……陰影一樣的東西……」這樣的陳述,大概就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無論實驗人員是去了購物中心附近,還是到了野外山下,「巨大的……陰影一樣的東西」,可能都會被判斷為「吻合」。

當然,也有些「證據」巴納姆效應不能解釋的。就像普萊斯的畫——如果那真的是他畫的——與衛星照片之間的相似程度,是我們可以親眼所見的。今天的我們,自然無從追溯當年的具體情形。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這樣的「驚人證據」在長達幾十年的特異功能研究之中,可以說是僅此一例。而這僅此一例,又是在格外渴求遙視證據的拉塞爾•塔格身邊取得的。這樣的巧合,難免令人生疑。

特異研究的結局如何?

1995年,另一個第三方審查機構美國研究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Research),在對這一系列的特異功能研究進行審查之後,最終一錘定音:這些研究從未對任何情報行動帶來有價值的信息。至此,美國中央情報局終於決定終止任何對於特異功能研究的讚助。這個荒唐的研究計劃,在近三十年後,終於畫上了句號。

但是,即使這樣資源無可比擬的嘗試都最終以失敗告終,今天仍有許多「學者」、「研究人員」、「超心理學家」在不斷地進行嘗試。

科學探索學會(The Societ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就是一個致力於研究包括特異功能在內的超自然現象的學會,今天,這個學會仍然會每年在北美舉辦一次年會,每隔一年在歐洲舉辦一次年會,旨在讓五湖四海的會員們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就和許多正兒八經的學會一樣,科學探索學會也擁有自己的同行評議期刊《科學探索雜誌》(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這個期刊最近一期發表於2020年6月22日,期刊的標籤有 「心靈感應」、「全局意識」、「心靈致動 」等等。

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這個遊走在偽科學邊緣的學會,並不全然是「民科」的自娛自樂。科學探索學會的創始人是彼得•斯圖洛克(Peter Sturrock),他是斯坦福大學應用物理系的名譽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里頗有建樹,標誌學術影響力的h-index高達56。而在目前擔任《科學探索雜誌》編委會上的人,還有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院教授理查德•亨利(Richard Henry)一樣,擁有正經學術背景的學者。

就在2018年,美國心理學會的官方同行評審學術期刊《美國心理學家》(American Psychologists),刊登了一篇總結了超心理學證據的綜述文章(Cardeña,2018)。作者埃索•卡拉迪尼亞(Etzel Cardeña)是瑞典隆德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在這篇發表在如此高規格雜誌上的文章中,他仍然信誓旦旦地宣稱,超心理學現象的證據與心理學和其他學科的已知現象相當。儘管在如何理解它們上,學界仍然沒有達成共識。

為何我們會如此相信?

毋庸置疑,卡拉迪尼亞的論文激怒了許多心理學家。

在兩年之後,同樣是在《美國心理學家》上,心理學家亞瑟•雷柏(Arthur Reber)和詹姆斯•阿爾科克(James E。 Alcock)嚴厲地回擊了卡拉迪尼亞的論文。雷柏和阿爾科克的信息很明確—這篇文章的標題是:「尋找不可能:超心理學令人難以捉摸的探索」(Searching for the Impossible: Parapsychology』s Elusive Quest)。

超心理學研究的缺陷實在是太多了。即使我們對許多顯而易見的實驗設計缺陷視而不見,它也沒有任何的理論價值。超心理學研究很少描述特異功能背後的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對於這些現象因何而起,超心理學研究從來不提供任何的線索。而那些極少數對於因果機制的描述,又總是虛頭巴腦、含糊其辭地提起量子物理學。可量子物理學與這些特異功能的唯一聯繫,不過是「虛假對等」(false equivalence)罷了—因為某兩個事物之間的有一丁點相似之處,就聲稱二者是等價的。正如雷伯和阿爾科克所指出的,「僅僅因為『兩個』效應都在主導日常生活中的牛頓經典力學體系中難以琢磨,並不意味著一個『效應』的因果框架,就能給另一個帶來解釋」。

在他們看來,一百五十年來的超心理學研究,帶來的有趣問題只有一個: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甚至許多最傑出的頭腦,仍然還會選擇相信特異功能的存在?

近些年來,不斷有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為這個問題帶來啟示。有研究發現,超自然信念(paranormal beliefs)與一個人的認知反思性(cognitive reflectiveness)有一定的相關性。認知反思性低的人,更願意相信自己直覺,也就更容易接受涉及靈異現象、特異功能的解釋。相反,那些具有高認知反射性的人,也就是更願意質疑自己的直覺、進行分析推理的人,對超自然信念接受程度便較低(Bouvet & Bonnefon,2015)。

但是,思維模式絕不是人們對於超心理學研究感興趣的唯一原因。對於特異功能的研究,背後總是有五花八門的動機驅動。中情局一擲千金,是因為希望能夠更好地進行間諜活動;而當年在斯坦福國際研究所領導項目的主要人物,如哈羅德•普索夫和帕特•普萊斯,都是山達基教(Scientology)的活躍成員。作為一個許多國家與地區判定為邪教組織的山達基教,自然也會因政府資助而能更好地宣傳自己的合理性。在如今的美國,通靈產業的市值高達23億美元,而且每年還在以1%的增速穩步向前。「特異功能」可以帶來的巨大利潤,或許也可以成為人們情願相信超心理學研究的誘因。

正如同查爾斯•麥基在《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癲狂》中所感嘆:「當人們希望構建、支持一種理論的時候,他們會想盡辦法地折磨事實,讓它為理論服務!」

不置可否,今天的人類,對於心智的理解還極為有限。人類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才剛剛開始對於心理活動的科學研究。相較於人類文明漫長的歷史來說,這樣短短的一百余年,我們幾乎還未跨出起跑線。有太多的現象有待探索,有太多的現象是如今的我們尚不能理解的。但是,這廣闊的未知空間,並沒有超心理學的容身之地。尋蹤特異功能,終究只能是尋蹤不可能。

文章來源:神經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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