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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走了...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走了...
2020-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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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己之力推动整个女权!今天,这个让3亿美国人牵挂的大法官走了...

今天,一个人的去世轰动了美国。

白宫降半旗半旗志哀 。

大晚上,成千上万人自发来到美国最高法院的门口哀悼。

她去世的消息传出,11分钟,推特上就出现561万条的NO NO NO!

她就是(Ruth Bader Ginsburg)。

因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金斯伯格于周五去世。

身高只有1.5米左右,体重不足45公斤的她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力。

1999年,她得了大肠癌,10年后又得了早期胰腺癌,2014年心脏出现问题,在右冠状动脉中植入了支架。2018年,她摔倒3根肋骨骨折,在骨折扫描的时候,又发现其中一个肺里有两个小型肿瘤。

接二连三的病魔不但没有打倒她,还让她越来越坚强。

她请了健身教练,每周都去锻炼,一口气能做20个俯卧撑。

今年7月,她突然宣布癌症复发,

美国无数人暗自祈祷她挺过去,但这一次,没有等来奇迹。

之所以大家这么关注她,因为她一直不是为自己而战!

金斯伯格1933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父亲是第一代移民,母亲勉强算第二代移民,他们家拥有两家小店,生活从来没有太宽裕。

因为姐姐早逝,所以金斯伯格相当于是家中独子。

金斯伯格的母亲从小志向远大,但她读完高中就被家人送到制衣厂上班,赚钱来供哥哥读康奈尔大学。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很有人生智慧。

她交给女儿两句话:成为淑女(不要让无谓的愤怒占据心灵),

保持独立(如果能遇见白马王子很好,但必须学会独立生活)。

金斯伯格和母亲非常亲近,但母亲在她高一那年就患上癌症,努力撑到女儿读完高中,在女儿毕业典礼前一天,还是离开了人世。

母亲离世后,金斯伯格就一个人带着她梦想继续往前。

她靠奖学金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在第一年,就认识了一生挚爱,当时2年级的Martin Ginsburg。

17岁金斯伯格被眼前这个男孩吸引,因为”他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在乎我有脑子的男孩。“

对待女性,他的态度也非常平等。

从他们相遇那天,他就坚信,一个女人,无论是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们的同样重要。

他们心灵契合,所以,在她大三那年,两人就订婚,一毕业就结婚了。

虽然在爱情和学业上金斯伯格都进展顺利。

但就连她这么优秀的女性,也不免因为女性的身份受到歧视。

康奈尔毕业后,因为丈夫征召入伍,金斯伯格也迁居到他的服役地,俄克拉荷马州的劳顿。

在这期间,她在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找了份补助审查员的工作,在政府部门的级别是5级。

然而,当她告知人事部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她的工作就立马被撤销了。人事部的理由是“孕妇无法出差接受必要的培训”。

最后,她成了一名文书打字员,级别只有2级。

在那时候,她也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大概职场就是这样的吧。”

Martin退伍后,两人双双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但在这样的高等学府,对女性的歧视依然非常严重。

当时,金斯伯格所在的法学院没有一名女性教员,552个学生里,只有9个女生。

在进入哈佛的第一年,院长就约了法学院的9个女生去吃饭,饭桌上一个个拷问: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够格可以占一个男生的名额?

金斯伯格结结巴巴说出自己的回答:因为我丈夫要成为一名律师,我希望能理解他的工作。

在哈佛的最后一年,因为丈夫得到一个纽约的工作,为了能跟他在一起,金斯伯格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不管在哪个大学,金斯伯格都是明星学生,她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成为两个大学法学研究期刊编辑的女性(Harvard Law Review & Columbia Law Review)。

最后,她以年级第一的成绩毕业。

当时的哈佛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哈佛法学院院长)Albert Sacks非常欣赏她,特地为她写了一封推荐信,向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推荐她成为法官助理。

“这位女士极其沉着冷静,” “她的思想和人品对你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法官助理。”

但这位大法官从来不雇佣女性,他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给金斯伯格。

就这样,即便成绩顶尖,还握有教授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

金斯伯格也没能在纽约律所找到工作。

后来,在她导师强烈的要求,甚至是”你拒绝她,以后我再也不给你推荐实习生“的威胁下,联邦地区法官Edmund L. Palmieri才同意让金斯伯格来自己这当了两年的助理。

两年后,金斯伯格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成了一名研究助理,开始一个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是比较各国的民事诉讼程序,金斯伯格被指定去研究瑞典的。

为了研究,她就去瑞典住了一趟。

去了她就发现在瑞典,男女明显平等很多,法学院20-25%的学生是女生,一名她研究结交的教授怀孕8个月了还在工作。

在这里,女性的想法是:“我们不应该再一遍又一遍讨论女性的两种角色。男人和女人都只有一个角色,那就是做人。”

瑞典之行不仅让她产出大量高质量的文章和书籍,还让她看到了另一种社会运行方式。

想为女性争取权利的火苗在她心中冒出。

于是,

从瑞典回来后,她一边教书,一边成了美国人权联盟女权部的创始人,当志愿者,帮忙打歧视官司。

在进入美国最高院工作之前,她几乎在每一次涉及性别歧视的案件审理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她知道,只有法律平等了,女性才能真正平等。

她要用宪法来为女性争取权利。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有一条“平等保护”条款,在此之前,这个条款多用于种族歧视案件,用它来保护人们不会因为肤色而受到歧视。

金斯伯格的目标是,说服最高法院的法官们,这个条款不仅针对种族歧视,也针对性别歧视。

在当时,这并不容易。

当时最高院的大法官们根本就不认为性别歧视是违宪的问题。

他们也完全不觉得一些针对男女不同的法律规定有啥问题,“都是为了保护女性呀!”

“而且生活中,我对妻子女儿那么好,哪里存在歧视?”

大法官们对男女平权几乎一点概念都没有,金斯伯格只能像个幼稚园老师一样,从零开始,一点点给他们解释。

作为律师,她一共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其中赢了5宗。

她推动的1971年的Reed v. Reed判决,是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

当时案子的主角是一对已经分居的夫妻Sally 和 Cecil Reed,他们的儿子去世后,两人都申请要获取对儿子遗产的管理权。

女方申请了没动静,男方申请立马被批准了。

因为根据他们所在的爱达华州的法律规定,在遗产管理人的指定上,男方优先于女方,理由是男方更熟悉商业市场。

在金斯伯格的辩护下,最高院第一次判定基于性别的歧视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护条款。

这是他们第一次将宪法中的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例。

除了这个案子,刚开始金斯伯格帮忙打官司的,大多都是男性。

为什么争取女权,要为男性辩护?

这就是要说她眼里的女权,她认为的女权,其实就是平权,男女平等,女性不会因为性别受到不公待遇,男性也要同样。

“整个法律系统把女人当做’阴’,男人当做’阳’来处理,对于那些顺应性别角色的人进行奖励,对那些违反性别角色的人进行惩罚。”

“这就像一个打在一起的节,你不能只结一半。”

通过帮男性打官司,其实也能暴露出法律对女性的系统性歧视。

1973年的弗朗蒂罗诉理察森案(Frontiero v.Richardson)中,当时的法律规定,只有男性军官可为家属申请医疗津贴,身为女性空军官的弗朗蒂罗却须证明丈夫没有经济能力,才得以申请。

这个法律默认女性就是家庭主妇,需要依靠丈夫,而男性是在外赚钱的人。

金斯伯格一点点说服法官,最后9名法官中8名都站到她这一边,认定军方福利措施不得因性别而有差别对待。

在1975年的Weinberger v. Wiesenfeld案中,Stephen Wiesenfeld的妻子在分娩中去世,他希望可以待在家里照顾儿子,但当他去申请遗孤养恤金时,他发现自己没资格申请,因为只有丧夫之妇才能申请。

虽然看似是在保护女性,其实又是在进一步刻板化女性的角色。

“这又是默认女人要在家带娃,所以没经济能力?”

“为什么男人就因为他是男人就不能领补贴?只是因为性别真的公平吗?”

大法官一听,有道理啊!

于是以8:0的票数宣告差别待遇违宪。

1976年,金斯伯格又把焦点度准了俄克拉荷马州的一条关于啤酒的法律,其中规定,女性18岁以上就能买啤酒,男性要21岁以上才能买啤酒。

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这个案子又赢了。

虽然看着早几年晚几年买啤酒没啥大不了,但这个案子让任何表面上对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的案例,都必须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还大大提高了审查的门槛。

1993年,被克林顿提名任命为最高院大法院后。

金斯伯格也没有停下为女性争取权利的脚步。

1996年,一名高中女生想报考弗吉尼亚军事学院(VMI),却被告知VMI从不招收女生。

这是美国最后一个只招收男生的公立学校,案子最终闹到到最高法院,

VMI从历史传统、教育方式等论点出发,强调以培养优秀「公民军人」的VMI,限制招收男性有它的必要性,而且VMI也有成立专收女性的女子领导学院(VWIL),以实现两性平等。

然而,在金斯伯格主笔的判决书中,强调不能仅因性别条件,就否定女性没有接受维吉尼亚学院军事训练的能力和毅力,以性别限制所做的政策,须受到严格的审查。此外,判决也提到VWIL不仅在设备、资源等方面不如VMI,就读VWIL的女性也无法享有VMI优秀传统的名誉,男女依旧不平等,因此宣告本案违宪,成为美国史上性别平等的重要判决。

她不厌其烦陈述自己的观点:宪法并不要求忽视男女之间的差别,但不要诋毁任何一种性别的成员,人为地限制个人的机会。

“任何差别对待,都不得造成或延续妇女在法律,社会和经济上的劣势。”

靠着这一个又一个的案子,金斯伯格让不易察觉的、将女性视为男性附庸的法律图谋彻底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

“有些看看似保护女性的法律,其实不是在保护女性, 而是把女性囚禁在一个低人一等的牢笼中”。

她通过一个个案子,就像织毛衣一样,构建起女性平权的概念。

「我不要求性别给予我特权,我要求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拿开。」

这就是她眼里的女权。

因为她在争取女权上的贡献,以及她直言敢说的性格, 她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欢,

成了“超级英雄”般的角色。

很多事业成功的女性可能无法得到美满的爱情,但金斯伯格却一辈子都有人在身后默默支持。

那个人就是她爱了一辈子的丈夫。

他俩在哈佛的时候,金斯伯格的丈夫就得了癌症,金斯伯格一边照顾女儿,一边兼顾自己的学业,一边忙着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一边还要照顾丈夫。

她为丈夫整理课堂笔记,听他口述,帮他打论文。

硬咬着牙度过了两人的艰难岁月。

而自从金斯伯格开始大放光彩后,他丈夫也给了她200%的支持。

1980年,金斯伯格被总统吉米•卡特任命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丈夫为了支持她,放弃在纽约赚钱多多的律师工作,陪着她搬到华盛顿,

金斯伯格不会做饭,被孩子们禁止进入厨房,丈夫却是厨艺爱好者。

他给全家做饭,还会做些点心让金斯伯格带去法院跟同事分享。

虽然他本身也是非常成功的税务律师,也是乔治城大学的教授,但比起妻子的光环可能还是差了一点,不过,他一点都不会心里不平衡,反而是个妥妥的“妻吹”,随时都在跟别人炫耀自己的妻子有多么优秀,他又多么为她骄傲。

看着妻子取得的成就,他坐在一边嘴角总是止不住上扬。

2010年,Martin不幸再次得了癌症。

在去世之前,他在床头为金斯伯格留了一张纸条:

我最亲爱的Ruth,

“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人,暂时先把父母、孩子们和孙子们放一边。从56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开始,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和爱慕。我真的很开心见证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最顶端。”

Marty”

2010年6月27日,去世前,他跟一个挚友聊天,一改平时开玩笑的样子,很认真地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一直支持Ruth,让她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金斯伯格一辈子都在为其他人奋斗,就算到了80多岁受到癌症的摧残,她也一直坚持,去世之前, 她曾说,希望能熬到换新总统再放手。

现在,她还是早走了一步。

1993年6月14日,在白宫的玫瑰花园,金斯伯格被宣布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二名女性大法官时。

她说,

“我祈祷自己能达到母亲如果生活在一个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有所作为,女儿可以和儿子一样被珍视的年代本可以达到的高度。”

她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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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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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4
告别金斯伯格,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

  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骤然而至。这位自由派女性终其一生与性别歧视作斗争。她不仅为女性辩护,也曾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辩护。在她的推动下,多条因性别而差别对待的法律得到改写。她更让我们看到,男权与女权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人人都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同时,金斯伯格始终站在同性恋者、移民等少数群体的一边,成为美国自由派的一面“旗帜”。

  金斯伯格的去世令人悲痛,更值得我们警惕。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时表达了对她的赞扬,但接下来,特朗普极有可能提名一位保守派女性接替金斯伯格留下的位置,使得原本就是保守派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进一步“右倾”。

  今天分享鲁思•巴德•金斯伯格的传记《异见时刻》,回顾这位杰出女性的早年生涯。金斯伯格的去世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美]伊琳•卡蒙、[美]莎娜•卡尼兹尼克 著

  博集天卷丨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18-9

  错误理解女性刻板印象

  “我认为我在那十年间致力诉讼的案子,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而是男女平等公民权的宪法原则。”

  —金斯伯格,于2010年

  1973年1月17日,金斯伯格因为怕自己紧张到呕吐而没吃午饭。下午,她佩戴着母亲留给她的胸针和耳环,像是即将上战场的士兵穿戴好铠甲,站到了九位面无表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要求他们承认美国宪法禁止性别歧视。直到那一天,最高法院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

  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庭辩论都以同一句话开头:“首席大法官先生,以及各位尊敬的大法官们。”当天的录音中,金斯伯格说这句话时的声音有一点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在最高法院中辩论。

  金斯伯格牢牢地记住了这句开场白,但还是紧张得反胃。努力镇定下来后,金斯伯格告诉大法官们,政府拒绝为空军中尉莎朗•弗朗蒂罗的丈夫约瑟夫提供军官配偶应得的住房和医疗福利,只因为莎朗中尉是女性。

  十四个月前,最高法院在“里德诉里德案”中判定爱达荷州不能仅基于性别而判定母亲无权处理其亡子遗产,因为男性并非一定比女性更有能力处理遗产。但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没有明确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大多数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深吸了一口气,要求大法官们在“弗朗蒂罗案”中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金斯伯格指出,“里德案”中的州法律和“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中的联邦法律都建立在“同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上,即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而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她们无须承担养家责任”。

  通常,金斯伯格在公共场合演讲时都会找寻观众席中马丁的身影,但这一次在最高法院出庭时,马丁只能坐在她身后。他坐的那块区域是专门预留给允许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们的。

  知道马丁坐在哪儿,金斯伯格就觉得心里有了底。她有十分钟可以在美国最位高权重的九位法官面前为此案辩护。对于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金斯伯格比这些大法官懂得多,她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些内容教给他们。金斯伯格知道该怎么做,毕竟她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法学教授。

  在那天她拿到的最高法院律师执业资格卡上,金斯伯格被称为“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太太”。自从“女士”这种称呼出现开始,金斯伯格就要求大家称她为金斯伯格女士。这一天,不少金斯伯格哥大法学院的学生都来看她出庭,他们在听到金斯伯格被称为“太太”之后,挤眉弄眼地让她要求法院把“太太”改为“女士”。金斯伯格拒绝了,她今天的目的是赢得这个案子,而非在这些无须即刻解决的细枝末节上浪费精力。

  金斯伯格的论点十分激进。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坐着的九位男性自认为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但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女性可以被保护而不用体会真实世界中的生存压力和尔虞我诈是很幸运的。但金斯伯格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小女人却想要让这些大法官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女人理应拥有和男人相同的地位。

  金斯伯格告诉大法官们,法律对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区别对待不仅暗示了“女不如男的价值判断”,而且明目张胆地告诉女性,即便她们做着和男性同样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成果和家庭也不如男同事的重要。“这些区别对待都会导致一个后果,”金斯伯格坚定地说,“它们让女性在社会中低人一等,并迫使她们安于这种现状。”

  一年前和金斯伯格一起创建了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布兰达•费根坐在金斯伯格身后,她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各种案例,随时准备着给金斯伯格提供她所需要的判例引用。但金斯伯格根本不需要,她对于相关判例的精确引用信手拈来,和自家电话号码一般熟悉。

  那一天,金斯伯格的对手是联邦政府,它在辩护状中为自己的政策申辩,这个政策默认女性从属于男性,因此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允许男性申请家属补助费。毕竟,大多数挣钱养家的都是男性。联邦政府辩护状封面上的署名是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金斯伯格就读哈佛法学院时的院长。金斯伯格犹记得当年她违心地告诉格里斯沃尔德自己上法学院只是为了做个可以与丈夫闲谈的好妻子,现在的她已与当时有了天壤之别。

  大法官们依然一言不发。金斯伯格继续说道:“性别和种族一样,是一种显而易见却难以改变的个人特质,它与个人能力并无必然联系。”把性别和种族类比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之后的一系列案子中,最高法院确定了一个原则,即根据不同种族区别对待的法律在原则上全都违反宪法,至少需要通过“严格审查”以确定政府有重大且确切的理由来进行区别对待。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的结论是,严格审查标准不适用于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但似乎在达到最终判决的实际论理过程中却使用了该标准。本案的问题是,在原则上,是否依据性别而区分对待的法律和依据种族而区分对待的法律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大胆地要求法庭对此做出肯定的答复。

  金斯伯格十分钟庭审发言即将结束之时,她直视大法官们,引用了废奴主义者兼女性选举权提倡者莎拉•格里姆凯曾说过的话。“她的语言并不优美,但非常清晰,”金斯伯格说道,“她说,‘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要求特别优待。我对于男性同胞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通常,在最高法院开庭的律师们会不断被大法官们打断,有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机会说完。但是,今天在庭上饿着肚子的金斯伯格隐约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演讲却一次都没有被打断。她的发言让大法官们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金斯伯格表面镇定,内心却在打鼓。这些大法官真的有认真听她的演讲吗?她要五个月后才能知道判决结果。庭审之后,人潮向外涌去,身材健壮的格里斯沃尔德院长走到了金斯伯格的身边。他刚刚观看了自己手下的律师与金斯伯格及其共同律师的唇枪舌剑。格里斯沃尔德严肃地握了握金斯伯格的手。那一晚,哈利•布莱克门大法官照常在他的日记里给当天出庭的律师打分,他只给了金斯伯格一个C+。“这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女性。”布莱克门写道。

  土地,和女人一样,是注定要被占有的

  十年前的1963年,金斯伯格对于推进女权运动还没有那么积极。虽然在瑞典时,她曾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感到深深震撼,但除了民事诉讼法,她把在瑞典学到的其他东西都束之高阁了。那时,金斯伯格刚开始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教课。某一天,她的同事告诉她罗格斯法学院正在招聘女性教授,因为该学院唯一的一位黑人教授离职了。当时的哥大法学院没有一位女性或黑人全职教授,但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件事。全美所有法学院中只有十四位可能得到终身教职的女性教员,而罗格斯法学院就占了其中一席。在金斯伯格接受了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后,《纽瓦克星定报》很快发表了一篇有关她和另一位女教授伊娃•汉克斯的报道。这篇报道在标题中把金斯伯格和汉克斯称为“穿着教袍的淑女”,而且一开篇就描述她们“身材苗条、很有魅力”,而且夸张地表示,“她们长得十分年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学生”。

  罗格斯法学院只愿意跟金斯伯格签订为期一年的教授民事诉讼法的雇佣合同,而且工资很低。毕竟,法学院院长威拉德•赫克尔提醒金斯伯格,罗格斯法学院是公立学校,而且她是女人。“他们告诉我,‘我们不能付你和甲教授一样多的工资,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要养,而你丈夫的工资收入不错’,”金斯伯格回忆道,谨慎地隐去了甲教授的真实姓名,“我追问道,那么单身的乙教授的工资是不是也比我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金斯伯格不再追问,转而埋头苦干。她每天从纽瓦克坐火车到纽约曼哈顿上班,还发表了许多标题类似于“国际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的文章。她成功熬过了第一年。

  然而,很快,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扰乱了金斯伯格家平静的生活。多年前,在金斯伯格和马丁还在念法学院时,马丁接受过治疗睾丸癌的手术。术后,医生告诉他们,马丁接受放射治疗前是他们尝试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后机会。当时,金斯伯格在法学院繁重的功课、照顾年幼的女儿和未知马丁能否存活的焦虑中挣扎,根本无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到了1965年,就在金斯伯格夫妇快要成功地说服将满十岁的简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件坏事的时候,金斯伯格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我,亲爱的,”女医生拉着金斯伯格的手问道,“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金斯伯格没有出轨。马丁接受了检查,确认了他在接受放射治疗后依然有生产精子的能力。

  金斯伯格怀孕的喜悦中交织着焦虑,她不知能否保住自己在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罗格斯法学院将在春季学期的末尾决定是否与她签订下一年的雇佣合同,而金斯伯格不打算重蹈覆辙,一如自己在俄克拉何马州社会保障局因为怀孕而失业。她的预产期在九月,为了遮掩孕肚,她向婆婆伊芙琳•金斯伯格借了许多大一号的衣服,希望不要在暑假来临前让学校发现自己已怀孕的事实。这个方法奏效了。金斯伯格上完了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成功拿下了第二年的雇佣合同。她这才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怀孕了。9月8号,金斯伯格夫妇的第二个孩子詹姆士出生了。不久之后,金斯伯格回到了岗位,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金斯伯格所处的环境却开始发生变化。她的一名学生宣称自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成员。“每天上课前他都要找个高处坐下,时不时地对我做出蔑视的手势。”金斯伯格回忆道。她刚开始在罗格斯教书时,每门课里大概只有五到六名女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派往越南参战,女性的数量开始慢慢增多。课堂之外,讲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对于自己困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满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了,该书在第一次印刷时就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册。与此同时,1964 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在禁止职场种族歧视的同时,像是临时想起来一般地也顺便禁止了职场性别歧视,而通过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们则开了很多“妻管严”的玩笑。(议员伊曼纽尔•赛乐开玩笑说,他在家中通常拥有最终发言权:“好的,亲爱的。”)

  该法案通过后,金斯伯格担任志愿律师的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收到了大量女性来信。金斯伯格身为女性被派去处理这些信件。她尽责地阅读了所有来信。来信中说,立顿红茶公司不允许女员工将家人添加到健康保险上,因为公司认定只有已婚男性才会有受抚养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夏令营不允许女生参加;新泽西州蒂内克市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因为是女生而不被允许加入大学运动代表队。还有一些来信让金斯伯格回忆起自己难堪的往事。女教师们在来信中说,她们一旦显出孕肚就会被强制要求离职,有时甚至在显怀之前。学校称之为“休产假”,但这种产假既不自愿又无薪酬,而且在生完孩子之后,她们是否还能再回到课堂也要看学校的心情。一位女兵在怀孕之后被授予了荣誉退役,但是等她想要再度入伍的时候却被告知,怀孕是会导致公民“丧失入伍资格的道德及行政原因”。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对这些事有所抱怨却很新鲜。至少金斯伯格之前从未想过要抱怨这些。

  这时在法学院就读的女生们大都比金斯伯格小十岁左右。她们已不满足于口头抗争,而是提出了明确的诉求。她们中的一些来自密西西比州,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2] 中推进民权运动。这些年轻的女性曾亲眼见证律师们奋力推进平权,来到法学院后却发现这里的文化依然要求女生们循规蹈矩。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开始逐步提高女生比例,特别是在 1968 年约翰逊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把性别歧视列为会减少联邦拨款的“罪行”之一以后。

  金斯伯格钦佩地观察着这些女生,她们与她自己那一代的女性太不一样了。在金斯伯格的那个时代,女生们根本不敢提出要求,生怕自己太过引人注目。1970年,在学生们的请求下,金斯伯格开了罗格斯法学院历史上第一门有关女性的法律课。金斯伯格只花了大约一个月就读完了所有讨论女性法律地位的联邦判例和法律期刊论文,因为相关的讨论并不多。甚至,一本著名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土地,和女人一样,是注定要被占有的。”(这是一本讨论土地所有权的书,女人只是被作为比喻以便读者理解。)读完这些材料,金斯伯格暗下决心:她将不再默默忍受自己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的不公了,包括她工资的“女士折扣”。金斯伯格和其他女教授一起提起了联邦集体诉讼,控告大学在薪酬方面歧视女性。她们赢了。

  不再默默无闻

  1971年8月20日,新泽西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位名叫兰妮•卡普兰的女邮递员写信给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投诉邮局不允许她佩戴男性邮递员佩戴的邮帽。“女邮递员的帽子是没有帽檐的贝雷帽或者小圆帽,我的徽章没法别在上面,”兰妮在信中解释道,“而且,男邮帽的帽檐可以遮挡阳光直射眼睛,女邮帽却不行。”

  当时,金斯伯格正在准备去哈佛法学院做一学期的访学教授,她也已经成功将一些案件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性别歧视的案件是无关紧要的。“男性邮帽的某些功能特征可以促进工作表现,通过邮帽样式来区分男女邮递员是以牺牲这些功能作为代价的,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武断的。”金斯伯格在给邮政局局长的信中写道。这位局长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金斯伯格清楚地知道,写言辞激烈的信件来对抗性别歧视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会有更多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定出现。女权主义活动者应有大局观。不管是在邮帽样式的小问题上还是联邦政策的规定中,美国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对性别平等的认同。几十年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达成性别平等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宪法中加入一条平权修正案:“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不应基于性别区别对待而损害法律中的平等权利原则。”

  1923年开始的每一次国会会议中,这条缩写为 ERA 的修正案都会被提出,但从未获得通过。金斯伯格觉得这也许是因为现行宪法中已经提供了达到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毕竟,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就以“我们人民”开头,女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虽然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受到了各种限制,但女性难道不配与其他人民一样得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承诺的平等保护吗?问题是,金斯伯格要如何让最高法院上的至少五名大法官认同她对于宪法的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唯独最高法院还故步自封。也许,如果可以把一个合适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一天晚上,金斯伯格照常在卧室里工作,思考着诉讼策略。“有个案子你一定要读一下。”照常在餐厅里工作的马丁突然大声说道。“我不读税法的案子。”金斯伯格回应道。但她后来很庆幸自己读了这个案子。

  查尔斯•莫里茨是位经常需要出差的推销员,他跟自己八十九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在丹佛市。每次出差,莫里茨都需要雇人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但当他想要申报这些费用来申请税务减免时却遇到了麻烦。美国国税局只允许女性、鳏夫或者妻子丧失行为能力的男人申报照顾家人的费用来减免一部分税务,但莫里茨却是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显然,政府从未考虑过男人也有可能需要独立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读完这个案子,金斯伯格咧开嘴笑了,她对马丁说:“我们来接这个案子。”这是她和马丁第一次职业上的合作。

  表面上,“莫里茨案”很不起眼,莫里茨雇人照顾母亲的费用不过区区六百美元。而且此案与对女性的不公似乎也无太大关联。但马丁和金斯伯格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在他们看来,政府毫无正当理由,而是仅依据性别就拒绝给予某个性别的公民政府福利。如果法院判定该政策有误,此案将作为判例广泛促进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

  金斯伯格写信给了她年少时在夏令营认识的老朋友梅尔•沃尔夫寻求支持。沃尔夫现任美国民权同盟的全国法务总监,他决定支持金斯伯格夫妇对该案的诉讼。沃尔夫后来告诉作家弗雷德•斯泽贝夫,自己知道金斯伯格在新泽西做一些“底层的女性权益工作”,他还向斯泽贝夫吹嘘他要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他会帮她诉到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夫妇在辩护状中提出,“当男女的生理差别与问题中的事务并无关联时”,政府不可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金斯伯格把撰写好的辩护状发给了沃尔夫。她知道美国民权同盟已接下“里德诉里德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在“里德诉里德案”中,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男性相较于女性拥有处理遗产的优先权。在此案中,莎莉•里德的丈夫塞西尔•里德常对莎莉拳脚相加,后来又抛妻弃子,但当他们的儿子自杀后,按照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因为塞西尔是男性,因此他拥有处理亡子留下的不多遗产的权利。金斯伯格认为,如果把“莫里茨案”和“里德案”合并成一个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就有可能让大法官们意识到性别歧视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这些材料里应该有对‘里德诉里德案’有利的东西。”金斯伯格在1971年4月6日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信里附有她撰写的“莫里茨案”的辩护状,“你有没有考虑过也许加一个女性共同辩护律师会对此案有利?”金斯伯格几乎从未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求别人给予她特殊考虑,但她觉得如果这么做可以让她去最高法院辩护,那也是值得的。很多年之后,沃尔夫告诉斯泽贝尔,“好吧,也许我并没有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也许是她自己让她不再默默无闻了”。他没说错。沃尔夫告诉金斯伯格他确实需要她的帮助把莎莉•里德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从未见过一个它不喜欢的性别区分案

  把“里德案”诉到最高法院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好推翻把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判例的准备,“里德案”可能会使最高法院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仅十年之前的1961年,一位名叫格温多琳•霍伊特的女性被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定谋杀丈夫的罪名成立,她对该陪审团的组成提出了质疑。在佛罗里达州,男性公民必须履行陪审员义务,而女性则需要主动选择成为陪审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认为,女性是否参与社会公民活动无关紧要,毕竟,女性还“依然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霍伊特案”表明了最高法院对待性别议题的态度从1948年开始就没有进步过。1948年,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那个拒绝雇佣金斯伯格为法官助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一份意见书中遗憾地表示,允许女性做酒吧调酒师可能会“导致道德缺失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金斯伯格念法学院时曾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个暑假,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名叫泡利•默里的黑人女性律师。当时的民权运动中,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一般被认为是两码事。但默里充满激情地在民权运动的各部分之间建立纽带,她认为男性在民权运动中占据了太多主导地位,而女权运动者又常对种族议题不甚了解。尽管金斯伯格是那个让最高法院向着一个新方向前进的人,默里却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位开拓者。

  早在1961年,默里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本身就足以为女性解放提供法律依据。默里及其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多萝西•凯尼斯试图找到一个推翻“霍伊特案”判例的方法。1965年,默里与他人合著了一篇对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进行比较的论文—《被歧视压迫的女性与法律》,当时正在罗格斯法学院授课的金斯伯格把这篇文章纳入了课程大纲。该论文提出,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一年后,默里和凯尼斯想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于是,她们对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判决提出了质疑,在该案中,完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杀害了两位选举权运动积极分子的疑犯们无罪。她们赢得了该案的胜利,但由于败诉的亚拉巴马州决定不上诉,这个案子没能诉到最高法院。

  在金斯伯格即将声名远扬的“里德案”辩护状中充满了默里提出的理论的痕迹,而且该辩护状还少见地引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德•坦尼森,以及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的话。金斯伯格女权主义法律课中的学生们也参与了该辩护状的撰写。该辩护状指出,世界对女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相关法律却停滞不前。在向最高法院提交辩护状前,金斯伯格在扉页的作者一栏中加上了“多萝西•凯尼斯”和“泡利•默里”。金斯伯格后来说,她想要大家能够清楚地知道,她是“站在了她们的肩膀上”。

  “你不该这样做。”金斯伯格当时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伯特•纽伯恩记得自己曾经这样告诉她。纽伯恩认为多加这两个名字是“违反规定”的。

  “我不在乎,”金斯伯格回答道,“她们本就应该得到重视。”后来,金斯伯格表示,自己不过是继续了凯尼斯和默里未竟的事业。而她的幸运之处在于,这个世界终于做好了倾听的准备。

  女权项目的诞生

  早期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寄出信件上的邮票图案十分出人意料,这些邮票上居然印着花花公子兔女郎。至少有一位收到这样信件的人对此表示过愤慨。但这完全是因为《花花公子》杂志是美国民权同盟的大赞助商,这些邮票是它对女权项目的物品捐赠。美国民权同盟中的这个女权分部刚起步时一穷二白,它的第一位全职员工是后来成了女权运动家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布兰达•费根。金斯伯格的学生们也会时不时地来帮她干一些跑腿的活儿。

  尽管经费和人员都有限,金斯伯格对该项目仍抱有远大的理想。在赢了“里德案”后,金斯伯格向美国民权同盟提出了自己对于女权项目的发展计划。除了《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休•赫夫纳,欧文•格里斯沃尔德也是一位出人意料的女权项目非官方赞助者。金斯伯格夫妇在第十巡回法院赢了“莫里茨案”后,就任联邦副检察长的格里斯沃尔德向最高法院抗议,认为最高法院必须推翻第十巡回法院的判决,否则上百条联邦法律都会被判定为违宪。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格里斯沃尔德在辩护状中附上了附件五,其中包括了所生有区别对待男女的法律规定。金斯伯格马上意识到了这份附件是什么:她要推翻的法律清单。

  当时美国出台了各种法律禁止工资、雇佣及教育歧视,但是金斯伯格明白纸上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文化和法律中都存在性别歧视的大背景下,女性想要得到平等的权利道阻且长。”金斯伯格在 1972 年 10 月的一份计划书中写道。美国民权同盟的女权项目有三大任务:教育公众、改变法律以及在美国民权同盟各地分部的帮助下进行女权案件的诉讼。

  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意味着对各个方面都提出质疑。尽管在社会的压力下,最高法院判定堕胎合法,但是“实施堕胎手术和堕胎过程中可享受的医疗福利都依然受到过度限制,这些问题都应受到进一步质疑”。女权项目的其他优先任务,金斯伯格写道,还包括“自由选择绝育的权利”—医生常劝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不要绝育—“和不被强迫绝育的权利”—有色人种女性和被认为“心智不健全”的女性常常会被迫绝育。该项目,金斯伯格写道,会对教育和培训项目中存在的歧视,房屋抵押、信用卡、贷款和房屋租赁中对女性的限制,在监狱或军队中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因为性生活活跃而将少女囚禁在少管所中”的做法提出质疑。该项目也会对歧视孕妇的机构提出质疑。

  1973年5月14日,最高法院对“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做出了判决,这是金斯伯格第一次独立在最高法院出庭的案件。从理论上来说,金斯伯格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最高法院推翻了认为女性军人莎朗•弗朗蒂罗的工作对她家庭的重要性亚于男性军人对他家庭重要性的规定。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判决书听起来似乎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传统上,这种歧视常被认为是‘浪漫的父权主义’而被正当化,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是将女性捧在高台上呵护,而是将她们关进了充满限制的牢笼。”布伦南大法官写道,这完全就是女权律师的原话。但在该案中,金斯伯格还是没能成功地让五位大法官赞同一个更广泛的原则,即大多数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都是违宪的。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是该案中唯一的异议大法官。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老婆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嫁给了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猪的事实,而我的女儿们对我做的任何事都毫无兴趣。”

  但在这个案子中,金斯伯格学到了将伴随她终生的一课。她一直在试图教化其他大法官,而且她也不打算放弃。但她后来承认:“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一个观念。我认为,社会变革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发生。”她必须保持耐心。她必须计划好策略。而且她偶尔需要装聋作哑。

  金斯伯格的女权运动伙伴们时常火急火燎地想要马上改变世界,这时候金斯伯格就会说服他们从她的角度看待问题。“她坚持我们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去改变法律,”金斯伯格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凯瑟琳•帕拉提斯后来说,“‘只向最高法院提交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案件,’金斯伯格总是这样提醒我们,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要争多求快,不然可能会输掉本应赢得胜利的案子。’她经常说,‘这个案子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一般都会听从她的意见,每次我们不听她的时候就总是输掉诉讼。”

  (本文摘自《异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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