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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革命与改革
中国的革命与改革
2019-11-21
k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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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赓武,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两个词可能显得尤其突出。第一个是1949年取得胜利的“革命”,第二个是大约40年前开始的“改革”。这两个词经常被同时提及 ,有时候它们被当作相互对立的事物,仿佛改革好过革命;另一些时候,人们则强调革命的必要性,认为改革是浪费时间,无法实现人们的愿望。所以说,这两个词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也非常有趣。然而,这两个词真要剖析起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

我先从“革命”这个词开始。“Revolution”这个词在中文里被翻译成“革命”。但中文里“革命”的历史非常悠久,它的起源与“Revolution”一词完全不同。后者是个来自西方的词语,基本可以算是个法语词汇,西欧也有很多革命的案例。但西文里的“revolution”和中文里的“革命”概念是不一样的,“革命”最初的意思是指改朝换代时变革天命,或政府顺应天命而进行的体制变革,“革命”的这一层含义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而西文里的“revolution”意涵则广泛得多,其中部分甚至令人困惑。它既可以用来指暴力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也可用于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商业革命。“Revolution”前面可以加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所以,这个词实际上含义并不是非常明确,前面带着不同形容词就可以用来指不同的事物。

相比之下,中文里的“革命”非常明确,就是变革天命。那么,“revolution”和“革命”这两个词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很明显,今天我们所说的革命这种概念是从欧洲传过来的。

据我所知,最初是日本人选择用“革命”这个词来翻译“revolution”的。他们无法在日文汉字里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来翻译“revolution”,所以最终用了“革命”。

熟悉历史的人可能还记得,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活动生涯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使用“革命”这个词。1895年他组建兴中会时,使用了“振兴中华”一词。“振兴中华”就反映出他关于革新、恢复和复兴的构想。

对“振兴中华”的这种理解是植根于中华传统的,它关系到“中兴”这一概念,即王朝中期的复兴。“振兴中华”的新意在于它要摆脱满清的异族统治。同时,由于19世纪中国在沿海地区抵抗外侮的战斗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振兴中华”也意味着复兴中华文化、中华价值观,以及饱受数十年战争摧残的中华文明。

天地会等传统的民间反清秘密结社也提出过“振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的“振兴中华”既有反清的意思,又结合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的时代背景,这场战争对所有中国人都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孙中山在伦敦遭到了清政府的诱捕,他脱险后在国际上名声大噪,人们都知道他就是那个被清政府绑架又被英国救出的男人。清政府当然不允许他回国,他甚至连香港也去不了,只好流亡海外。他到达日本后,一名日本记者称他为“革命者”。那是孙中山第一次看到“革命”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

经过一番推敲,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个好词。变革天命不正是他要做的吗?推翻满清统治,革故鼎新,迎接中华新的天命。因此,他采纳了这个词语,也是在那之后,“革命”才被赋予了现代的含义,成为了中文的常用词。不过,也正是从那时起,“革命”产生了歧义,究竟是西方的“revolution”还是中华的“变革天命”,二者并不完全相同。

革命的选择

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大家都接受了“革命”的说法。很快,人们便把眼光投向国外,向其他民族的革命取经,首先是18世纪的美国和法国革命,然后是德国的革命尝试,以及俄国在1917年革命成功之前的历次尝试。接下来,苏维埃革命的思想顺着海路传到了中国。

在五四运动的背景下,中国青年发现了一个新的选择。在孙中山所借鉴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模式之外,苏维埃革命模式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因此,他们在两种不同的革命之间做选择。你可以说其中一种强调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以及由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民主制度;另一种则源于社会主义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回应,它反对资本主义导致的那种危险的社会和经济分化,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五四一代的年轻人没有立刻做出选择,而是花了几年时间来了解这两种革命。最终,选择非常明确—一种是民族主义的选择,他们强调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一个方面;另一种是共产主义者的选择,他们接受了苏维埃和共产国际思想,并将其与中国民族主义相结合,他们也是民族主义者,但对中国的愿景有不同的侧重点。

为了简化这一选择,我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共和革命称作第一种革命;将同样来自西方的苏维埃式反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称作第二种革命。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来自西方的次要革命理念,但真正引起全体中国人注意并成为两大主要选择的还是这两种革命。

当然,中国还经历了许多其他问题,发生了许多变化,其间日本入侵并试图征服中国,将不少人的注意力从这两种革命身上上转移开来。

最终结果是,在第一种革命失败之后,第二种革命取得了成功。人们认为“辛亥革命”不够彻底,缺乏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革命热情。在国民政府大面积腐败、日寇入侵、国共内战、沿海破坏性资本主义企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了胜利。

是第二种革命给了中国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民族复兴的机会。诚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靠了两场革命才走到这一步。记得我小时候学习孙中山的政治遗嘱,里面说道“革命尚未成功”。直到1949年,中国才终于可以宣告革命成功了。

改革的失败

我前面提到了,另一个词是“改革”。“改革”也有多重意义。有意思的是,从一开始,中文里的“改革”就有非常特殊的语境。

提到改革,人们总是想到康有为(1858-1927)的“百日维新”或者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变法,有人可能会想到张居正(1525-1582)以及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等人。

然而,这些改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它们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挫败改革派的那些人表示,要吸取教训,不要尝试激进改革,因为它们注定要失败。

“百日维新”是近代最悲壮的一次改革,六名变法者被处决。康有为和梁启超侥幸逃脱,将中国变法的信息传向世界其他地方。那个时候他们所用的词不是“改革”,而是“变法”。

康有为和梁启超(1873-1929)都是清末杰出政治思想家和改革家,是世纪之交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

重大变法取得成功的案例,历史上只有一次,就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统治者听从了商鞅的建议,最终成功统一了整个中国。后世赞誉商鞅是因为他不但提出了变法建议,还制定了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并亲自贯彻实施,最终使秦国战胜六国、一统天下。

毛泽东对秦统一中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仅是天命君权的变革,更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全面变革,即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改为接下来2000年的大一统制度。这便是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毛泽东把它看作一场革命,可以说是商鞅变法导致了一场成功的革命。这是历代变法中的一个特例。其他变法,无论是王莽、王安石还是“百日维新”,统统都失败了。王安石刚开始曾取得了一点成功,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百日维新”则可以说是一场重大的失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上这些改革的案例呢?

为什么商鞅的改革成功了,并且引发了一场革命,而其他的改革却都失败了?结果就是,变法被赋予了一层意涵,成了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词,文人、官员、学者和历史学家纷纷认为变法不是什么好主意。

记得叔父曾经对我说,他年轻时写过一篇赞扬王安石的文章,结果被老师骂说愚不可及,怎么能赞美一个对宋朝造成重大危害的人呢?直到最近这段时期,变法的形象一直都很负面。

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1949年取得成功,此后中国在70年代末进行了改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过去的70年呢?这一次,邓小平没有犯前人的错误,他称之为“改革”,而非“变法”。

在英语中,我们将“改革”和“变法”都翻译成“reform”。所以“reform”这个词可能产生歧义。如果你把这个词和“变法”联系在一起,这个词就是负面的。如果你把这个词和“改革”联系在一起,它就是正面的。所以,在用到这个词的时候你务必要十分小心。

在30年的成功革命之后,继之而来的是40年的成功改革。改革在革命之后。这和秦国的一位大臣商鞅的变法正好相反。商鞅变法是改革导致革命。在我们这个时代,改革却是在革命之后。

这些情景相互矛盾,很难解释清楚。但事实俱在,在近70年中,30年革命胜利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该理论确实不同寻常。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个理论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但这就是毛泽东的所思所想,而且他看起来真地相信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毛泽东几乎摧毁了在自己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政党。此后邓小平回归政坛,他在接管国家权力后提出了改革措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进行改革是非常艰难的。所要改革的是已经取得胜利的东西,这和1898年的“百日维新”或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并不一样,这两次变法都是要去拯救当时的体制。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建立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改革是要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

邓小平并不认为革命是失败的。正相反,他坚信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毕竟,他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从事革命工作,甚至不惜为革命而牺牲。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只不过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他的晚年犯了一些错误。他执政时间过长。邓小平很坦诚地承认这些错误,但坚信革命已经成功。因此,接下来所要做的无非是通过改革巩固革命胜利的果实。进行改革并做一些必要的修补工作能使革命事业更加强大、更加成功。

因此,改革与因为绝望而不得不进行的变法(比如“百日维新”)是根本不同的。“百日维新”的绝望来自于当时的清帝国正在走向崩溃,中华文明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刚刚被小国日本打败,西方列强的船只可以在中国内陆的江河上自由穿梭。那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所以“百日维新”不过是为了拯救中国免于崩溃的奋力一搏。这就是当时变法的背景。

改革则是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对革命进行修补来巩固革命成果,使其更加成功。如果把邓小平的改革看成是取代毛泽东的革命那就完全误会他的本意了。邓小平的事业是建立在毛泽东的成功基础上的,毛泽东清理了既得利益阶层那些杂草,为改革铺平了道路。

比较而言,当我们回顾王莽(公元前45-公元后23年)或王安石的变法以及康有为(1858-1927)的“百日维新”时,它们之所以以失败告终都是因为掌握既得利益的政治豪族阻挠变法。保守势力反对激烈的变革以免其利益受损。他们势力强大,足以让任何变法措施都难以推行。

而就邓小平的改革来说,毛泽东已经为他铲除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尽管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些问题,明显使一些建国初期取得的成果遭受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却因此保证了在邓小平引入改革时没有既得利益集团阻挠。实际正相反,每一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为误入歧途几十年的革命能从邓小平引入的新举措中受益而感到高兴。邓小平使国家重拾最初的目标和动力,以及宏伟的规划,因此让革命恢复了声誉。 

中国古代历史的教训

邓小平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革命果实。在中国历史上还有类似的事例吗?邓小平推行的改革与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改革都不相同。我前文提到的负面案例,以及其它历史上的改革都与邓小平所做的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的确有类似的事件可与他的改革相比较,尽管这些事件并没有被称做“改革”或“变法”。在此,我举一些例子,并不是说这些事件与邓小平的改革一样,只是提出来以资借鉴。

比如,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短。当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去世,秦王朝即被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所取代。汉王朝的皇帝们,尤其是第二和第三任皇帝,汉文帝和汉景帝,即尝试在秦朝政治的基础上引入新的举措。本来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汉朝的统治者们还是保留了秦王朝的法家治国。汉王朝的皇帝们试图软化国家的强力控制来保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样人民就不会对国家感到恐惧,而且他们真心信任国家机器能够成功运转。

最终,汉武帝把儒家思想引入到了治国理政当中,但尝试着赋予儒家一套新的理念和原则,并诱使人们接受本质上的法家治国。我觉得这与文帝和景帝巩固反秦革命所采取的措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采取这些巩固政权的措施后,汉王朝一直持续到东汉,将近400年时间。这种改革是对一次成功革命的改革,更接近改革的本意。他们没有使用改革这个词,但他们也没有使用“变法”这个词。文帝,景帝和武帝为汉王朝引入的变革就是为了巩固反秦革命的胜利果实。

另一个例子是隋王朝统一中国,当时的中国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分裂,陷入了整整400年的大分裂之中。隋文帝和他的儿子隋炀帝重新统一了国家,但在此过程中隋炀帝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在唐朝的建立者唐高祖结束了隋朝的统治之后,他的儿子唐太宗接管了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革王朝的体制。

唐太宗在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魏征的帮助下,提出了新的规划和一份新的蓝图,来巩固隋王朝引入却没能持续下去的变革。

人们可以比较一下隋朝统一中国的革命,尽管隋朝的统治者没有能够巩固革命果实。是唐朝引入了改革并最终巩固了隋朝的成就。没人使用“改革”或“变法”这样的字眼。但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与改革无异。

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例子。在安禄山造反之后,唐王朝陷入了分裂,在中国此后长达400年的大分裂时期,分裂最严重的时候是公元10世纪的五代十国时期。宋王朝一直没有能够再次统一国家,南宋充其量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国,一直被外敌进攻所困扰,最终南宋被蒙古人所征服。

蒙古人统一了已经分裂400年的中国。当明太祖洪武皇帝(1328-1398)率领汉人将蒙古人逐出中国的时候,中国获得了重生。但这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早先的中国了。蒙古人征服中国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明王朝。有趣的是,明太祖也犯了一些错误,其中之一是他直接越过儿子把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

当此事发生后,他最能干的儿子燕王正在北京,他对世界的看法与身在南京的父亲不同。在很多方面,燕王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蒙古人的看法更接近。其中就包括蒙古人把整个中亚大陆都纳入了自己的视野,这使得燕王对王朝的陆地威胁来自何方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他做了什么呢?当他的父亲把帝位越过他直接传给了他的侄子,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安排。他除掉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登基成为永乐皇帝。

他还做了一个重大改变。他把国家的首都从南京迁往了北京。现在,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首都一直是北京,南京并不是合格的首都。实际上,永乐皇帝的父亲成功领导了汉人进行革命,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并将新朝的首都建在南京。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首都。

永乐皇帝有意改变了这种安排,他决定将首都迁往北京以便自己能够更好地审视这个新的中华帝国。且不论他的迁都决定是对是错,这次迁都的确成功了。这次迁都使得明王朝看待世界的角度与蒙古人观察一个更大世界的视角相一致。当来自满洲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清王朝的统治者接管了明王朝的一切设计。他们继续将首都定在北京,并且将目光投向远达中亚的更广阔的世界,与之前蒙古人看待世界的视角一样。

所以这也是个可做类比的例子,洪武帝在其晚年判断失误,他的儿子不得不采用改革的方法来改变帝国的视野,将其最能干的官员和军队移往北方,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来看待帝国。

我选用上述例子是因为除此之外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例子来凸显邓小平的改革在巩固革命成果方面所起的作用。选用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历史上某种形式的改革并非无人知晓。有必要看到改革可以起到巩固革命胜利果实的作用。

也许更好的例子是18世纪的那三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 

18世纪的中国改革

康熙是清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他改革了其祖父留给他的满汉混合型政治体制,并因此而青史留名。清王朝最初由努尔哈赤(1559-1626)创建于满洲。努尔哈赤本人原本是一个对中国知之不多的外族人。而康熙则由儒家学者培养长大,可以从汉人的角度理解政治。他所努力要完成的就是将满汉两种政治文化融为一体,使汉人接受这种体制从而巩固满洲的统治地位。

到了康熙统治末期,汉族人对满洲人的反抗已经不像康熙刚刚执政时那样普遍。那些誓死效忠明王朝对抗清王朝的明朝遗民已经不复存在,而新一代的汉人则认可了康熙的善政统治。

如果你仔细观察康熙早期的统治,你会发现康熙一直在努力寻找办法改善和巩固他所继承的政治体制。因此他把明朝的政府架构整合到清朝政治体系中并使两者的整合严丝合缝,最后这一成功的政治制度巩固了帝国的统治。但是,在其生命的末期,康熙变得懈怠并错误不断,体制慢慢出现了问题。

他的儿子雍正继承了皇位。雍正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仅仅在位13年。但在他统治时期却一直进行改革,而且是那种在我看来邓小平也会认同的改革。他一直在尝试改善这个制度,从不满足。与他的父亲康熙一样,他从小由当时最好的一些儒家学者进行培养,以便他未来能够掌控中国的帝国体系。每当他发现满洲人的治国方式行不通或办事效率太低时,他就会引入必要的改革来使清王朝变得更加强大。正因如此,他才能留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一个真正强盛的帝国。

乾隆皇帝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成功的改革家。他不断改革自己继承的政治体制,可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汉人的福祉。他不信任汉人,随时准备做出改变来阻止汉人轻视满人。他指责那些自以为在文化上高满人一头的汉人。同时,他还是一个不错的中华文化学者,对自己的汉文化知识非常自豪,总是炫耀自己的书法和诗歌技艺。在其统治的前期,他孜孜以求改善政治体制以便满族人的统治更占优势、更加巩固、更被所有汉人敬重。可以说在他统治的前30年,他非常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但像他爷爷康熙一样,他活得太久了。在他生命的晚期,体制又出现了问题。

在此我不赘述,只想简单说明可供借鉴的教训。总而言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18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个世纪的中国和平而又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并对更美好的未来怀有憧憬。人口繁育,帝国经济总量(至少以当时的标准衡量)占到了当时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位皇帝执政成功的明证。

我认为,在努尔哈赤成功建政之后,这三位皇帝所做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革命后的改革。是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巩固了政权,创造了一个令世人尊敬的庞大帝国。在当时,耶稣会教士和来中国经商的欧洲人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自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如果你看一下18世纪欧洲人留下的文字,比如经过商人证明为真实的耶稣会教士记录,中国在当时被其他国家看做是改革成功的样板。欧洲人借鉴了中国人的很多做法来建设自己的国家,比如中国在农业、税收、科举等方面的做法。当时的法兰西王国就是学习中国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法国人非常认真地向清王朝学习。他们从清王朝学到的东西更像是某种改革,他们并不需要变法。即使不使用“改革”这个词,他们所采取的改革举措也足以巩固政权。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出发点,使革命更加成功。

当代的同类型改革

现在让我把这些想法集中起来,审视一下近期的发展。邓小平努力使用改革来巩固革命果实,确保国家从错误的过去中恢复过来,焕发生机并变得更加繁荣。

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想在工人和农民阶层的基础上纳入其它社会阶层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即承认商人、脑力劳动者等阶层也对国家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并将继续为中国的强大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这种做法,他实际上是把革命的范围扩展到了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在近代爆发的第一场革命,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完成革命任务,最终毛泽东于1949年取得革命的胜利。但这第一次革命对后来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包括五四运动),辛亥革命激励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继续革命,使革命最终取得了胜利。由于辛亥革命对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也被纳入到了革命的范畴。

对胡锦涛这一代领导人来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来解读胡的改革侧重点。但当他高举和谐社会理念时,我们认为他回溯的历史时期更长。他转向了由宋明理学演变而来的道统观念(德治)。道统思想在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思想的滋养后已经成为过去几百年来德治的主体理论,胡锦涛借鉴了道统的基本理论。胡锦涛以他自己的方式吸取道统理论中与现代相关的精华部分。当他回望历史时,他把更加久远的思想纳入了视野。我要说他想要做的就是把中国的悠久历史与今天的现实联系起来,恢复一种历史连贯发展的理念。

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共和革命是失败的,仅仅学习苏联的反资本主义共产革命也是失败的。对西方这两场革命的学习使中国收获不小,但每次学习都不能完全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中国可以学习西方所能教的任何东西,但中国也需要从自己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吸取养分。中国可以变得进步与现代,但中国仍然要坚持自己的传统。中国在借鉴了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下的组织管理理念、科技、金融和经济知识后,仍需要回到中国自己的传统当中去,需要重新拾起使得中国人与众不同的那些价值观。

我相信习近平明白邓小平的改革是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我也认为江泽民的目的在于使中国人在看待自己的过去时采取一种更加长远的历史视角。而胡锦涛则更进一步,他直接将这种意识与中国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但习近平发现一些人对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存在错误认识。他认为,在过去40年,一些人将毛泽东执政的30年革命时期一笔抹杀,将其看成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但这并不是邓小平的判断。从一开始,邓小平就总结说毛泽东的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毛泽东在过去那段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不应被抹杀,那种将这一历史时期看成是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应该被遗忘的倾向是错误的。习近平所做的就是将这30年的价值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从未中断,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的30年也应该受到尊重。

我想这就是习近平心中的历史延续性。当国家的根基牢固,这个国家就可以自信地走向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者从中国历史中发现的一些文化特质能够帮助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同时,为了使国家保持先进性,这个国家需要建构一个新的框架。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对中国人极有感召力的革命理念。中国人的传统就是喜欢回顾自己的辉煌历史,怀念那个圣人如满天星斗照耀华夏文明的黄金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渴望自己能够表现得与古代圣贤一样好。因此可以说,中国人有着某种尚古的倾向。

就现代革命来说,包括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更重要的1949年革命,革命的前途显然更加重要。就古今而言,两者孰轻孰重已经非常清楚:更多地着眼今天是更有意义的。贯穿整个20世纪关于古今的争论已经使这一结论清晰可见。现在是时候向所有人传达这种观念并使之深入人心了。我认为中国人已经普遍意识到今天才是更加重要的,向前看才能迎接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借鉴了西方在18世纪所提出的这种历史进步观。

中国领导人将这种进步的观念牢记于心,并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视作通往更美好未来的途径。在改革巩固革命的理念背景下,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由冠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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