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近年来中国正走在复兴的道路上，只要自己不犯颠覆性错误，就没有谁能够阻挡这一历史进程。然而，要不犯大错，我们必须对世界局势有正确判断，并据此确立国家的大战略。大国战略不是喊口号，需要基于世界局势和本国国情作出理性判断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甚至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危机。在危机的压力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可能逐步放弃其一手建立的全球体系，而专注于美国自身，退缩成为“美洲的美国”;欧洲将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的脱欧趋势，继续走欧洲共同体的道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合作共赢的泛亚共同体已经初露端倪。曾经一统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天下三分正在成为历史的新趋势。
2017年9月2日下午，国际问题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携新书《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在京举行新书发布会，前沿战略理论家、国防大学教授乔良少将以及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和部分读者、媒体记者出席发布会。
环球网受权刊发发布会现场实录(因篇幅较长，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有删节)
主持人孟通：首先感谢各位媒体的嘉宾和书店宸冰书坊的老板李女士提供了这么一个场地，另外感谢各位在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初秋炎热的下午，光临王湘穗老师的新书《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新书发布会，谢谢大家!
其实这本书我也是编辑之一，在当时第一次拿到书稿的时候我对王老师定的这个标题就非常感兴趣，“三居其一”给人第一概念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意思，有点像中国的三国，而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从这个副标题中就可以知道，就是未来的世界中国应该如何定位，向何处去，向何处走，未来中国的崛起在书里也有提到，中国崛起应顺势而为，有单独这么一个章节。
今天王老师在书里面提到一个很犀利的观点，就是美国一家独大依然不可能，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共治世界的概念更加不可能，也难以容纳多样性的未来世界走向，解决不了当代全球性的一个难题。王老师在书里面这部新著《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的里面，首次提出自己个人非常独到的观点，就是世界面临天下三分大势，也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国应该“三居其一”的定位，可以说事关中国人每个人未来的生存之道。
今天到场的嘉宾里面首先是作者王湘穗老师，谢谢大家!然后是王老师的老朋友，18年前和王老师一块合著的《超限战》的乔良教授。后面的话题我想首先交给王老师本人。
王湘穗：这本书就想回答一下未来世界会是怎么样一个变化，变成什么样子。中国在这个变化的世界上应该怎么定位。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恐怕是三分天下，在这三分天下的世界上我们应该是“三居其一”，这就是我们中国进行的这种定位。这种定位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就是从最近中印在动荡地区的对峙，也包括像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都和中国在未来世界上应该如何定位是连带的。
从可以见到的文明遗迹来看，实际上世界是一个多样性的起源。这里有一张图就讲到世界主要文明发源地和农耕的起源。这个在从几千年前开始，被这些考古遗迹证明，一直到大概1500年的时候，大致上还是分成这么九大块。然后就是世界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把从1500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分为几个周期，大概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周期，然后到荷兰周期，然后到英国，然后到美国，大概这四个大周期把这500年大概分了一下，每个周期大概100年左右。
最近的这100年，就是从1890年美国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中心之后，到1917年美国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欧洲的事务进行了全面的影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对于全世界进行的影响。大概这100年左右的时间是美国主导的漫长的20世纪。
到了现在就是2008年之后这个周期应该说应该处在一种终结期了。因此作为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系周期的主导国家，它代表了一种经济模式、一套意识形和政治制度、一套全球化的秩序。拥有最大的经济规模、最强的军事力量、最多的盟友、强大的美元体系、科技创新能力、世界治理能力和经验等，已经过了最强生的阶段，不再是二战之后雄冠天下的美国，也不是苏联解体之后在世界上一超独霸的美国了。美国包括美国模式的竞争力在下降，缺少对变化世界的适应。但是在学界有四次大的辩论，前三次都认为是说早了，说的多了，这一次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特点，美国自己的学者，你像基辛格这些一流的战略学家，包括美国的官方，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出了报告都认为美国这一次可能是衰落了。而且我觉得特朗普的上台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确认，什么确认？就是说美国要第一，或是把美国摆在第一位，他不想更多的承担世界的责任了，所以说他已经缺少维护这种霸权的政治意愿，这就是美国的这种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走向终结。
终结了之后会怎么样？这是最近拿的一个世行统计的2016年的报告，他这个报告就是从经济基础的方面，把世界三分的情况说的很清楚。从其他的一些角度看也是如此，从产业体系看也是这样子。世界上大概比较成规模、成体系的制造业大概也就是这么2-3个。货币，现在主要是两大圈，一个是美元，一个是欧元，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来，在亚洲地区以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和投资，尤其是最近在“一带一路”投资来讲越来越成为主要货币，也在出现这种三分，这个就可以看出在美国之后从目前看这种三分的局面、局势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所以说美式全球化体系解体，美国之后应该说没有霸主，由单一国家主导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以前比如说像西班牙之后被荷兰人所取代，荷兰人的体系被英国人所取代，1917或者说1945年英国人的体系慢慢被美国取代，都是一个逐步扩大的单一国家，但未来恐怕就不是由一个单一国家能够主导的了。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世界，形成三大经济圈。
在欧亚大陆的大板块之外，美国的北美洲这一块，或者加上部分南美洲形成一个美洲圈。在欧洲和北非这一块形成一个泛欧区，然后在亚欧非大陆的主体部分，就是在东亚和非洲这一块会形成一个更大的经济圈，这就是我们现在说“一带一路”囊括的这么一个泛亚非的地区。因为在地缘政治理论家，他曾经把世界分为五个泛区，就是泛欧区、俄区、亚区、美区，我们所处的至少是泛亚非地区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圈。
要想成“圈”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至少有三个：第一要有主体支撑这个经济圈发展的资源和市场体系，就是基础资源要够;第二要有完善的制造业体系，还要有相对的金融体系来配置资源，这是经济上的。除此之外还应该有政治上的认同、安全上的互保、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目前来看能够称为“圈”的，大概也就只有三家，其他的那些恐怕都是属于一种新的边缘地带。
为什么是三分，而不是二分或者是一统。如果说是中美两分就意味着非此即彼，这种矛盾对峙力量会导致长期的冲突，他并没有解决今天世界由于复杂性导致的多样性的挑战问题，只有用多样性的方式才能够解决这种复杂性的挑战。
是不是中国能够一统天下？有一些朋友愿意期待美国之后是中国，我想这个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首先中国力量是不足的，其次中国这种模式从他最初几千年以来，他是主张合而不同的，不是主张大家都跟我一样，因此在中国非常强大的时候搞这种朝贡体制的时候，也不是把其他国家教化了以后你可以进来，如果不认同你都不要成为我的一员。
在汉末的时候，像诸葛亮、鲁肃也讲过天下三分，曹操那时候就说“我不能够一统中国，我要是一统天下就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谁建议中国说我们要一统天下，也是把中国放在火上烤，这既不符合大势的发展，也不够策略，更没有战略意识。
后面说“三居其一”是什么？核心就是要建设一个泛亚的共同体，要把亚洲地区，主要是亚洲大陆，以及非洲的乃至欧洲的部分国家进行整合，在欧亚非大陆建立一种超国家合作机制，这就是“三居其一”的含义。
“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一带一路”的共同体建设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整体概念。中国领导人提及世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提出要患难与共，建设命运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个符合世界未来发展、符合中国的实力和中国未来的发展需求的一个战略。这种合作是一个超越国家体系的合作方式，以往的合作都是国家体系之间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盟国体系，现在我们要超越国家体系的合作方式。
我们在讲“三居其一”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讲到说这个目标太低了，我们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目标，我觉得这个目标一点不低，为什么呢？“三居其一”，要想居一，也很不容易，因为这个“一”是要对整个泛亚地区进行改造，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再造工程，它比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要建立一个40亿人的统一市场，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要建立安全框架，要进行跨国跨文明的合作，要化解文明冲突，非常不容易。在历史上，大概只有2000年前秦始皇在中国大陆上曾经做过的可以与其相比，但是今天比当时要更加复杂，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多宗教和文明的冲突。
安全环境也是体现出在这一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国家大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建立，因此主权冲突很多，又是世界贫困带，执法难度很大，人口压力也很大，域外干预也很多。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也是天大的难事，我们得高瞻远虑。
但是“三居其一”它既是战略目标，也是实现中华复兴的策略和路径，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三分天下要取其一，不进取无法实现，知行还须知止，三分天下时还要甘取其“一”而足，守住自己的“一”，就是守本。
“三居其一”是我们在三分天下中间要有其一，在世界多样模式中间中国要有其一，中国不试图主导世界，不会成为承接美国的另一个帝国，所求的“一”是有限空间的存在，在模式上是提供另一种可选择的发展方式，就是以一种多样性来对付复杂性的这种难题。
在多样性的世界上，中国就是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和文明的独特性，“三居其一”为我们的大战略提供了一种选项，它所蕴含的“知止而不逾”的智慧，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剧变，在全球危机尚未过去的世界上提供一种处事之道，也指引中国的复兴之路，这个就是我想在书中间告诉大家的一些想法，也想跟大家探讨。我是希望通过这种想法和这种传播，在中国，至少在中国的精英中间有一种共识，知道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在这个未来世界上中国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去思考、如何去行动。
乔良：王湘穗的这本书，我想从我的角度来谈一下，今天想给中国开药方的人非常多，已经不光是西方人，西方人开药方我们已经不那么在意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经济学家还在给中国开药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西药治不了中国。那么中医行不行？中医也一样不行，因为我们未来要的既不是所有这些过去的药方，都不是为我们准备的。有人说市场经济，中国应该继续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他就没有想西方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弗里德曼，哪一个人的理论是为公有制占了一大半的经济体准备的？那么你向着他那个方向去改，你觉得你会改出什么结果？
那么同样的理论，政治理论也如此，这些理论也不是为中国准备的，如果中国不准备做帝国，那么地缘政治理论对你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而当美国人把地缘政治理论只作为一种基本的手段，他自己发明了美国金融霸权体系之后，这需要新的理论去解释。但是很可惜，西方自己的理论家们对他做不出结论，而中国这些在西方留过学的经济学者们，他们认为我学的理论里没有这个，没有必要对他做出解释。所以我们很多理论与现实脱节越来越厉害，那么这种时候我们看到了王湘穗推出了他的另一本书，除了这个《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还有一本比这个早4个月的《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这个理论起源于什么时候？起源于2003年，王湘穗、王建、李小宁还有我，我们四个人当时用对话体的一种方式写了一本书叫《新战国时代》，就是伊拉克战争刚刚开打的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星期。
但是成书的时候是刚刚开打，然后又正好是SARS，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对话，我说既然地缘政治已是美国最主要的手段，美国获得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描述它？这时候王湘穗反应非常快，首次提出了“币缘”的概念。而在十多年之后，王湘穗写出了他的《币缘论》，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很重要的一部书，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
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学者给中国人开的药方都没用，就是因为很多人直接提出一个目标来然后给出结论，完全没有中间推导的过程。而任何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成立，首先需要有原理，在原理的基础上才会推导出它的逻辑来，然后在它的逻辑之后才会有结论，没有这三者结合的任何一个理论都是扯淡。
为什么今天网上充斥着越来越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废品？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不出中印关系的源头，他也无法对中印关系的走向进行有原理性的一种推导，他不会有自己的逻辑。所以说他的任何结论都是不够结实的，这样一种药方开出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庸医误国。
我给读者说，任何文章摆在你面前，不要看它的名气，不要看它貌似很强大的结论或者是一种推断，最主要看它的原理是什么，在这个原理之后逻辑是什么。如果你的逻辑和你的原理是一致的，那么它的结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错误，否则给出一个目标接着就给了结论的人，中间的这些部分都不给你，你怎么能够对他的结论给予信服呢？
所以读王湘穗的，无论是他的《币缘论》，还是《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包括他刚才简单的描述，他都有他自己的理论的原点，有他自己的原理性的东西，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所以他也就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和他这一套体系，你可以不接受甚至反对，但是你不能用一言而蔽之的方式反对，你不同意的逻辑是什么？你不要仅仅把结论拿出来，你的原理和王湘穗的原理碰撞的时候能碰碎他吗？如果能碰碎你就赢了，所以说我不同意，我不喜欢，这是最无用的，但是今天在网上我们看到大量的人轻率的对别人的理论进行反对，而自己毫无逻辑，更不要说有原理。
今天看看王湘穗的《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我觉得实际上他的副标题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未来的战略定位。定位有多重要？看一看这一次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中印洞朗冲突，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多关注，如果真的对中国的战略定位清晰的了解，我们就知道今天冲突的解决是一种最好的结果。中印是邻居，也是竞争对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是必须用最强硬的方式去对待的。
那么我们在洞朗修公路，有很多人说，我在我的领土内修公路关你屁事，这个说法对不对？
有他的道理，因为在这个地方修公路本身不是一个错的事情，但是我们会理解这样一个道理—并不是所有正确的事情在任何时候做都是正确的，只有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才是正确的，所以用这样的道理去理解，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洞朗问题，而最关键的是只要你明白了中国的战略定位，就是当你知道你的力量不可能一统天下的时候，你愿意“知止”而“不过”，去谋求你的地位，你就很可能完全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否则欲速则不达甚至南辕北辙。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国力强大、军力强大，就剩下打一仗来显示我们的强大，可是这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对国家未来的不负责任，因为战争从来都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道程序，但凡有可能不用战争的方式去解决，尽量的不用战争。
有人说你是个军人，这样的话从你的口说出来国家就完蛋了。
没说错，我是军队的学者，我是研究战略问题的，我并不在乎、并不怕打仗。而且我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知道，对于国家来讲，战争永远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对于军人来讲，每个军人都希望自己一生戎马生涯中能赶上一次甚至几次能让你荣耀一生的战争，对于我们每个军人来讲这是一种愿望，军人只有在战场上最能实现你自己，但国家能够和平、能够不打仗是最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取舍？当国家需要军人上战场的时候，军人二话不说，毫不犹豫的奔赴战场、去选择投身于战争!但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我们但凡能够避免让国家陷入战争，是最好的结局。
那么“三居其一”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中国应该如何追求你的目标？如何追求你的目标？“三居其一”实际上是一个很泛泛的说法，但是它又非常的哲学。今天我们有很多学者想去谈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的未来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谈的都不那么理想？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各种门类的学科越来越交叉，专家们已经不够用了。
王湘穗刚才我们看到他对后面那几部分是哲学性的，是思想性的，比如他对“三居其一”，对为什么必须“三居其一”，如果是两分，两分天下会成为什么？一统天下又会如何？这些思考都是一种属于哲学家层面的思考，属于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而这正是我们今天很多专家所缺乏的。
最后谈一下定位问题。没有正确的战略定位，这个国家就不知道自己往哪走。我们很长时间已经习惯了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已经摸着石头过了一大半河了、进入深水区了，再回过头嘲笑摸着石头过河是不对的，就像我们韬光用晦了一大半时间了，现在有些人觉得我们不需要韬光用晦而去嘲笑韬光用晦一样，那都是不正确的。不管是韬光用晦也罢，不管是摸着石头过河也罢，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不清晰，不清晰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怎么去发展。
包括现在咱们都在谈论的军改，我认为第一点就应该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如果你不瞄准国家的战略需求，闭门造车式的去改，显然是不行的。国家的战略需求是什么？首先就要有国家的战略定位，只有国家的战略定位清晰了，国家的需求才会清晰，国家的需求清晰了军队才会去适应这个需求，提出自己的改革路径，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方式。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一种时候，王湘穗的《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会解决我们的困惑问题。需要这些思想家们对这些最关乎到中国未来的命运、未来走向、未来趋势的这样一些很原则的东西。进行一些充满深邃思考的阐释。我想《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就是这样一部书!
王湘穗：像乔良刚才说的，就是你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时候，得要考虑它的原理，而且你要把原理想清楚的时候，实际上它确实进入一种哲学思考的成分。我跟乔良合作其他一些著作，从《超限战》开始都有一种自觉，就是希望不仅把事说清楚，而且把这个事情的背后的道理说清楚，在哲学上进行发掘。到了这种时候，我觉得作为我来讲会有一种快感，也解决了一些问题。在面对问题的时候，需要对于它背后的道理进行思考。
乔良：我并不想跟大家去讲哲学是怎么回事，而是怎么进入哲学的问题。刚才王湘穗已经介绍了，我在19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哲学老师，这个哲学老师没有教我那些复杂的深邃的哲学的道路，他只是跟我讲了一点，他说任何时候你要明白的就是：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什么，什么东西不能证明什么。这一句话可以说让我终身受益。我们在谈问题的时候，包括我刚才在讲我要说的道理的时候其实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在走，就是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什么。有很多人讲了一大堆东西，但是他的结论并不是他前面所讲的东西能够证明的，能够推导出来的。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如果沿着这样一个问题去思考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走进哲学的办法，就是找到你能够证明你的结论的最有利的证据，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一定要找到它的原理，任何事情的背后一定被某种原理所决定，然后寻着这个原理会有它自身的逻辑。
我为什么每次看一些人的东西的时候，当一个人无论是他的论文还是他的著作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时候，常常是能让我感觉到一种非常身心的愉快，一种认同，而很多人没有这样一种东西，哪怕洋洋洒洒上百万字你仍然认为他是一堆废物就是这样。
以下是回答现场媒体和读者的提问：
关于中美关系...
